有些人的消失，不是走丢了，而是被人从世上生生“抹掉”了。
1938年的夏天，西安城里人心惶惶。
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林伯渠，心里头跟长了草一样，坐立不安。
他跟一位叫宣侠父的同乡约好了碰头，可左等右等，人影儿都没见着。
宣侠父不是普通老百姓，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同时也是八路军的高级参议，在西安城里是响当当的人物。
一个大活人，还是个官，就这么凭空不见了。
林伯渠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去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打听。
蒋鼎文是蒋介石的心腹，管着西北这一大摊子事。
可一问到宣侠父，他就打起了马虎眼，说话东拉西扯，就是不往正题上说。
林伯渠是老江湖了，一看这架势，后背直冒凉气。
他明白了，宣侠父不是失踪，是出事了，而且这事小不了。
这股黑手，要把宣侠父这个人存在过的所有痕迹都擦干净。
而这背后，牵扯出的是一段长达十四年的恩怨，一头是这个叫宣侠父的硬骨头，另一头，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掌权者，蒋介石。
咱把时间倒回到14年前，1924年的广州黄埔岛。
那年头，孙中山先生要建一支真正属于革命的军队，黄埔军校就这么办起来了。
代理校长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开学典礼的台上，看着底下几百号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员，心里头别提多得意了。
这都是他未来的本钱，是他掌控中国未来的第一步。
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拿崇拜的眼神看着他，觉得他就是革命的希望。
可就在这一片敬仰的目光里，有个人的眼神不太一样，带着点审视，带着点琢磨。
这个人就是宣侠父，浙江诸暨人，长得一表人才，身上有股子读书人的傲气。
典礼一完，他私下里跟同学嘀咕了一句，这句话要是让蒋介石听见，非得气炸了不可。
他说：“我看他那个派头，不像个革命者，倒像个新冒出来的军阀。”
那时候的黄埔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风言风语传得比风都快。
没过几天，这话就原封不动地递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蒋介石立马把宣侠父叫到了自己的校长办公室。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
蒋介石沉着脸，盯着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学生，开口了，话里带着一股子寒气：“你晓得‘军阀’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随便能讲的？”
他想用校长的威严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给压下去。
谁知道宣侠父站得笔直，一点都不怵。
他回话了，不卑不不亢：“报告校长，学生知道。
正因为知道，才觉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要求绝对服从，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军阀的习气。”
这一下，给蒋介石整不会了。
他本以为训斥几句，这学生就得赶紧认错，没想到碰上个硬茬。
这是俩人第一次正面交锋，蒋介石算是领教了这个学生的“硬气”。
他没当场发作，心里却已经记下了一笔。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真正让矛盾爆发的，是军校成立特别党部的事。
按照国民党的规矩，党内干部得选举产生。
可蒋介石想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他嘴上说着要民主，私底下直接拟好了一份名单，把各个党小组的负责人全都指定好了，然后让手下人直接贴了出去。
名单一贴出来，学生们私下里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事办得不地道，可谁也不敢当着面说个不字。
毕竟，校长就是天，谁敢去捋虎须？
就在这时候，宣侠父又站了出来。
他觉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规矩就是规矩。
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翻出党章，对着一条一款，花了一晚上写了一份三页纸的《抗议书》。
里头引经据典，话说得相当不客气，直指蒋介石这么干是“破坏党内民主制度，开了个人独裁的坏头”。
这玩意儿往上一交，就等于是在全校师生面前，指着蒋介石的鼻子骂他了。
这下彻底点着了火药桶。
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当场下令：“把宣侠父关起来！
关禁闭！
三天之内，必须写一封悔过书交上来，不然就开除！”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处罚了，这是一场意志力的拔河。
蒋介石要让所有人看看，在黄埔，他说了算。
然而，三天过去了，禁闭室里送出来的还是一张白纸。
宣侠父一个字都没写。
他的话说得很明白：“我维护的是革命的公理，我错在哪里？”
蒋介石的耐心彻底没了。
党代表廖仲恺、总教官何应钦这些大佬都跑来劝宣侠父，说你还年轻，前途要紧，跟校长服个软，这事就过去了。
可宣侠父脖子一梗，回了一句：“我个人被开除是小事，但要是开了这种独裁的口子，革命的风气就坏了，这是大事！”
最后的结果，是一纸冰冷的开除令。
宣侠父成了黄埔军校开办以来，第一个因为跟校长顶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
他就这么背着个“刺头”的名声，离开了这个无数人向往的革命熔炉。
被黄埔军校开除，对一般人来说，政治生命基本就完蛋了。
可宣侠父不一样，离开蒋介石，他反倒像是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他一路北上，投奔了当时思想比较开明的西北军阀冯玉祥。
冯玉祥手下的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垮，尤其是在西北那种多民族混杂的地方，兵看不起民，汉族兵跟少数民族兵也时常闹矛盾，整个就是一盘散沙。
宣侠父去了之后，干的是政治工作。
这活儿不好干，说白了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
但他有自己的一套。
他不像别的政工干部那样，整天拿着本子照本宣科，讲些大道理。
他直接下到连队，跟大头兵们睡一样的炕，吃一样的糙米饭，用最土的大白话跟他们拉家常。
他跟士兵们讲，我们为啥要当兵，不是为了长官发财，是为了让咱爹咱娘能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这个国家不被外人欺负。
他这么一讲，士兵们听得懂，也信服。
没多久，部队里的风气大变，士气也上来了。
冯玉祥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拍着宣侠父的肩膀跟别人夸：“我这个侠父啊，一个人能顶我两百门山炮！”
后来他在陕西办政治训练班，不光讲三民主义，还把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揉进去讲，培养了一大批有脑子、有热血的青年军官。
这些人都成了后来西北地区革命的火种。
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喊着“攘外必先安内”，一门心思要先剿灭红军。
宣侠父却在西北到处奔走，劝说吉鸿昌这些有爱国心的将领调转枪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直接跟日本人干。
他干的这些事，每一件都像是往蒋介石的心口上扎刀子。
在蒋介石看来，这个当年被他开除的学生，不仅没被驯服，反而成了他在西北地区推行政策的一大障碍。
时间一晃到了1933年。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宣侠父因为搞兵运，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日子过得很拮据，躲在朋友家里。
蒋介石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他的窘境，心里动了个念头。
他觉得，宣侠父是个有本事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脾气也该磨平了，或许可以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
他派人把宣侠父客客气气地请到了南京的官邸。
见了面，蒋介石一反常态，嘘寒问暖，聊了聊家常，最后亲手递过一张委任状——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官，有职有饷，脸上有光。
蒋介石以为，给了这么大的面子和好处，宣侠父肯定得感恩戴德，从此死心塌地跟着他干。
他还是小看了这个十四年前就敢跟他叫板的学生。
宣侠父表面上接受了任命，还领了薪水。
可他转过身，就利用这个少将参议的合法身份做掩护，更大胆地开展地下工作。
他穿着将官呢，出入各种高级场合，结交国民党军官，实际上是在做策反工作。
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
他把主意打到了蒋介石最心爱的学生、嫡系中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头上，而且还真让他策动了一些下级军官。
这事后来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才算彻底看明白。
这个宣侠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扎手的刺儿头了，他成了一颗钉死在自己统治机器里，拔不掉、敲不弯的钉子。
一种被愚弄和背叛的愤怒，加上实实在在的危机感，让蒋介石对他动了杀心。
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
宣侠父更活跃了，他顶着国民党少将和八路军高参两个头衔，在西安这个各方势力交汇的中心，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
他甚至找到一支中央军，劝说他们脱离国民党建制，改编成独立的抗日武装。
这等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挖蒋介石的墙脚了。
一份来自西安特务组织的密报放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上面写着：“宣某言辞激烈，极具煽动力，恐动摇军心。”
这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介石的忍耐到了极限，他认定宣侠父是“心腹之患，非杀不可”。
他拿起笔，下了一道绝密手令，发往西安，上面只有八个字：“秘密制裁，不留痕迹。”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1938年7月31日的晚上，宣侠父从朋友家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特务堵住，强行塞进一辆小汽车。
车子开到城外一处偏僻的枯井边，特务们把他推下车。
根据后来参与者的交代，临死前，宣侠父挺直了胸膛，朝着南京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校长，我对得起黄埔的校训！”
枪声过后，他的遗体被扔进了那口深不见底的枯井。
宣侠父失踪后，延安方面极为震惊。
周恩来、林伯渠等人轮番向国民党方面交涉，要人，要真相。
蒋介石起初一口咬定不知道，还让特务们放出风声，编造说宣侠父是贪污公款潜逃了，或者是通敌投靠日本人了。
但是周恩来是什么人？
他亲自坐镇武汉，一点一点地收集证据，一件一件地驳斥国民党的谎言，步步紧逼。
几个月后，在一场高层谈判中，被逼得无路可退的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当着中共代表的面拍了桌子，亲口承认了：“不错，宣侠父是违背我的命令，违背党纪国法，是我下令把他制裁的！”
真相大白于天下，可人已经回不来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翻看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录时，发现“宣侠父”这个名字的那一格，被人用浓重的黑墨水整个涂掉了，像是要从历史上彻底挖去这个人。
那口埋着他骸骨的枯井，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位置。
国民党当局后来在黄埔同学录上将他的名字涂黑，但这团墨迹，反而成了一个抹不掉的标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