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的一个寒夜，北平西交民巷灯火通明。东北局工业口的干部被紧急召集，点名的第三个就是乐少华。手表、粮食、炸药三桩旧事在会上被连珠炮似地抛出，“问题严重”这四个字压得在座众人透不过气。谁都没料到，昔日红十军团政委会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后，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批判会结束，乐少华步出会场，风刮得纸片在脚边打转。有人悄声提醒：“刘青山、张子善已经判了极刑，形势不妙。”他点点头，却没有多说，只是低头快步离开。那晚，他独自在宿舍写下长达七页的笔记，第一行却是三个年份——1934、1935、1937。记忆被一股脑翻出，墨水晕开，他眼里闪过疲惫又倔强的神色。
时间回到17年前。1934年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瑞金东门外列队出发。寻淮洲骑着青马走在最前，粟裕跟在侧翼，乐少华压阵。离城十里，雷雨倾盆，队伍像一条浑身带刺的钢蛇钻进皖浙交界的山谷。此刻谁也没想到，这支万人部队最终只剩不到千人。
先遣支队抵近福州时，电台里一纸命令：“向福州猛攻，牵制敌主力。”乐少华照例在作战会议上占据主位，口气强硬，认定“中央指示必须无条件执行”。寻淮洲摁着地图，低声嘀咕：“这是一条死路。”粟裕把方格本轻轻合上，没有吭声。会还没散，雨又淋在帐篷顶，砰砰作响，谁都知道这仗打不漂亮。
敌我兵力悬殊，战线被撕得七零八落。到11月，红七军团与闽浙赣红十军团合编，名字依旧，但骨干换了人。刘畴西走马上任，乐少华依旧政委，粟裕变成参谋长，寻淮洲被挤到19师当师长。军政委员会开第一次碰头会，乐少华挥笔写下“服从统一指挥”六个大字，挂在墙上，酸涩气味在屋内弥散。
谭家桥一战令红十军团元气大伤。12月清晨的雾像湿棉花蒙住视线，刘畴西命20师、21师顶上，红19师原地待命。枪声一响就像撕开布袋的豁口，瞬间收不住。两个生力师扛不住，溃退如潮。寻淮洲牙关紧咬，带19师硬插入敌群救火，自己却被弹片击中腹部。粟裕拍马冲过去时，只听寻淮洲沙哑地喘：“回头…别让部队白搭。”话还没完，鲜血浸透军衣。几小时后，寻淮洲牺牲。
谭家桥后，红十军团只剩八百余人。1935年1月，部队在怀玉山再次遭伏击。弹雨犁过山坡，树皮飞溅。乐少华肩胛中弹，滚下乱石沟，被灌木勾住不省人事。粟裕已率残部突围，跑出一里多路，忽听后方哨声断续。副官焦急地说：“别回了，再折进去全完。”粟裕抹去脸上的血泥，低声回答：“政委还在里头。”他带三十多人回身杀了个回马枪。
乱林深处，一片血迹连着草丛。几名战士七手八脚抬起昏迷的乐少华。子弹擦着树干飞过，劈啪作响。有人嘟囔：“救他…值得吗？”粟裕怒喝：“闭嘴，军团首长一个都不能少！”冲出包围前，乐少华突然清醒，他疼得脸色苍白，却猛地撑起上身，冲着粟裕嘶吼：“要保存革命火种！”声音沙哑，却把四周枪火压了下去。
挺进师在浙南扎下脚根后，乐少华因重伤转移皖南。组织给他新身份：闽浙赣省委代表，主要任务是联络地下党并收容散兵。皖南夜色沉沉，他常独坐破庙前廊，月光冷冷地落在绷带上。有人问他“还恨不恨粟裕当年顶撞”，他摆手：“个人情绪算什么？部队活下来才是真。”那一年，他33岁。
1936年秋，经上海秘密交通站，乐少华抵达陕北。西北青年训练班开班那天，毛笔字写着“青年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站在门口袖子空荡，眯眼看教室里热气腾腾。不得不说，那时的乐少华收敛了锋芒，多了几分沉静。年轻学员背地里议论：“这位政委像磨掉棱角的铁块，更硬也更温热。”
1937年4月，乐少华进入红大第二期学习。课堂上，他常翻译苏联教材，小声纠正同学发音。就是在这间教室，他与来自云南的浦代英第一次对视。姑娘一袭灰布工作装，笑容大方又腼腆。一年后，两人在延安窑洞里办了简单婚礼。陈云打趣：“苦日子夫妻，不怕富家千金。”大家哄堂大笑，乐少华耳尖却泛红。
抗战全面爆发，延安夜以继日开会。七大临近，中央委员候选名单里有王明、博古，也有粟裕的名字。有人悄声揣测：“乐政委能否入围？”他摆摆手：“能做事就行，名头不重要。”此时的他，已全身心扑在基层兵工生产与青年教育上，再难见当年会场拍桌的锋利。
1952年1月15日凌晨两点，京城天寒地冻。乐少华在家中开枪结束生命。被搜出的遗书，只有一句加粗的铅笔字：“革命火种须传下去。”二十八年后，1980年五月，中组部复查结论公布：定性错误，处分撤销，恢复名誉。骨灰盒送抵八宝山那天，骄阳似火。追悼会尾声，人群静默。浦代英在花圈间停住脚步，抬头望见一缕阳光掠过灵堂横梁，恍若当年皖南山口那抹惨淡月色。
乐少华与粟裕、与寻淮洲的纠葛、误解与牺牲，就此尘埃落定。狂飙岁月里，一声“要保存革命火种”至今仍让后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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