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北京西市，烈日烤着石板路，血迹还没来得及干透。今天砍的是一个封疆大吏的脑袋，登莱巡抚孙元化，"弃市"，人头落地，年五十一。
罪名清晰：身为封疆大吏，治军无方，纵兵为乱，致使登州失陷，丢失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饷银十万两、马三千匹，旧兵六千人落入叛军之手，祸乱之首，死有余辜。
孙元化的死因是一只鸡。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秋天。大凌河城被皇太极围着打，祖大寿困在里面，粮尽援绝，京师急得跳脚。登莱巡抚孙元化接到兵部命令，派孔有德率部驰援。
孔有德是谁？毛文龙旧部，东江镇的辽将，袁崇焕一刀砍了毛文龙之后，这批人的处境就很微妙。主帅被朝廷的人杀了，你说他们对"朝廷"还有多少归属感？但他们能打仗，而且是在辽东那种地狱难度环境里活下来的老兵，孙元化作为登莱巡抚，辖区的战略任务就是管住这群辽人、用好这群辽人，从海路和侧翼牵制后金。他收容了孔有德这些人，给了他们编制、粮饷、驻地，指望他们变成明朝在东海方向的一把刀。
问题是，这把刀不认人。
孙元化先让孔有德走海路抄袭后金后路，结果遇飓风，船队被吹回来了。孙元化又改令孔有德领八百骑走陆路北上增援。这八百人里有骑兵有步兵，带着全套的，当时明朝最先进的火器，包括各式大炮。他们拖着辎重，从山东登州一路往北走，走到河北吴桥的时候，天公不作美，赶上大雨夹春雪，道路泥泞，补给断绝。
登州的辽兵跟山东本地军民素来不对付。登州人嫌弃辽人，骂辽人，你来我的地盘吃我的粮住我的房，还摆谱？沿途州县听说这支部队的名声，干脆闭门罢市，不卖东西给你。八百饥寒交迫的兵痞就像一个装满火药的桶被孔有德一路踢着走。
然后，有人偷了一只鸡。
一个士兵饿极了，强取了当地望族王象春家的家仆一只鸡。双方推搡之间出了人命。王象春是什么人？山东世家大族，东林系的骨干。他儿子王与胤不依不饶，追查到军中，要求严惩，那个倒霉士兵被"穿箭游营"，耳朵插箭杆游营示众。士兵们看着自己的同伴被这样羞辱，而羞辱他们的还是那个一直排挤辽兵的山东士绅体系，火气一下就炸了。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买马的部将李九成回来了。他把孙元化拨给他的买马钱给花光了。不是买了马，是花光了，吃喝挥霍或者挪用，总之马没买着钱没了。李九成怕回去被追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煽动大家，反正朝廷也不拿咱们当人，不如反了！
孔有德起初还在犹豫，他不是没想过后果。但李九成加上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一起拱火，加上部队已经哗变在先、退路已断、山东全境都在跟你敌对，你回登州也是个死。于是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吴桥兵变爆发。
八百骑变成了叛军，掉头杀回山东半岛，一路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裹挟饥民逃兵越滚越大，直扑登州。
孙元化在登州收到消息的时候，觉得他可以出面招抚。他了解这些人。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都是他收容的、他给饭吃的、他委任的将领，他觉得自己还能说话。他甚至跟山东巡抚余大成联名主张安抚，发檄文让沿途各县不要攻击叛军。
孙元化觉得，如果能招抚，把这支部队重新纳入体制，成本远低于硬打，前提是朝廷给他时间和授权。但朝廷不会给他时间。朝中已经在骂了。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骂，姓孙的你养了一窝匪，现在匪咬人了，你就是同谋！
崇祯四年底到五年正月，孔有德叛军逼近登州城下，孙元化急令总兵张焘率辽兵出城外迎击，又遣总兵张可大发兵合击，两路夹攻。但张焘跟孔有德是老战友啊，东江镇的老底子，大家以前一起在毛文龙手下喝烈酒吃冻羊肉，你让我跟老兄弟打仗？张焘的兵卒一接阵就倒戈投向孔有德。张可大率领的浙兵（援辽浙军）独木难支，大败。与此同时，城里头的登州中军耿仲明跟都司陈光福等十五人做内应，夜里举火开门，叛军涌入登州。
崇祯五年正月，登州失陷。
总兵张可大是个硬骨头，坚守水城数日，终寡不敌众，先杀了妾室陈氏，然后上吊自尽。葡萄牙炮手公沙·的西劳等十二名欧洲人战死，十五人重伤。这些人是孙元化花了多年心血引进培训的西洋火炮教官，就这么折在登州城里。城中所有军械装备被叛军一锅端，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饷银十万两、马三千匹，这些都是朝廷花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战略资产，一朝全部喂给了叛军。
孙元化在城破时试图自刎，没死成。拿刀抹脖子，刀刃偏了或者手抖了，没断气。孔有德进了城找到他，念旧，仅仅是关了起来。孙元化在囚居中，不放弃，对孔有德"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孔有德一度回心转意请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孙元化带罪招抚。但巡按王道纯把招安诏书扣下了（藏匿不宣），叛军久等无果复乱。孙元化又说服叛军让自己回去陈明真相，结果他返程之际王道纯又出兵袭击叛军，乱事反而扩大。
最终，孔有德不再接受招安，一路叛乱到底。他仅仅同意将孙元化和宋光兰（登莱道）、王徵（监军）、张焘等人放还。毕竟孙元化是给他饭吃、给他官职的人，没有孙元化就没有他孔有德的今天。孔有德没有杀他，反而让他走。
孙元化一路辗转回到天津，然后上书请罪。他大概以为自己至少还有机会面圣陈情。他是封疆大吏，丢了一座城不假，但他是被叛将和内奸坑的，他也差点殉国了，他还有招抚的筹码在手上。
但他完全低估了一个东西，崇祯朝的政治空气。
崇祯皇帝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天启七年他刚上台的时候还挺有锐气的，铲魏忠贤、起用东林、重整朝纲，但到了崇祯四年五年这个时候，他已经亲手剐了袁崇焕，经历了太多背叛和失败。他的心理模式已经固化。一个巡抚丢了整个登莱战略要地、几十门顶级火炮落入叛军手中、叛军还说不清跟你啥关系，你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疏攻击孙元化贪污欺诈，都被首辅周延儒护住了，这才养出吴桥之变。把孙元化定性为幕后主使，把周延儒拖下水。兵科给事中李梦辰跟进补刀，借机攻兵部尚书熊明遇。路振飞也掺了一脚。这三个人联手把孙元化案变成了倒周延儒的运动，杀孙元化的人头，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砸首辅的门面。
崇祯五年三月，孙元化被逮至京师，下锦衣卫镇抚司诏狱。
孙元化在狱中"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手受刑，指的是拶指或者类似的酷刑专门折磨手部（他是炮术专家，手就是他的命），加掠二百余指的是鞭笞杖击之类的叠加次数。五次拶指加两百多下杖击，一个五十一岁的文官、科学家、天主教徒，戴着铁镣坐在诏狱的阴沟里，被狱卒按着手指夹碎又放开、夹碎又放开。
七十一岁徐光启拼了命去上疏，去救自己的学生。孙元化要是有反心，您把我徐家一百口一起剁了。这已经是老师能为弟子做到的最高的担保了。首辅周延儒也想办法运作，找徐光启帮忙一起保。
保不住。
崇祯不听。他不光不听，他需要一个明确的人头来止血。登州丢了，山东震动，叛军在莱州围城，半个帝国的东部海岸线在着火，朝廷的威信需要祭品。袁崇焕的人头没能吓住后金，那就用孙元化的人头吓住所有人。看好了，丢城失地就是这个下场，不管你是什么炮术天才、什么徐光启的高徒、什么封疆大吏。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农历的那个暑热未退的日子，孙元化与张焘同被押赴西市，斩首弃市。
行刑之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就是后来被顺治叫"玛法"（满语"爷爷"）的那位，乔装成送炭工人，混进镇抚司监狱，给孙元化做了最后的告解和赦罪礼。孙元化临终仍然是天主教徒，圣名依纳爵。
孙元化的头颅滚落在西市石板上的那一刻，明朝的西洋军事现代化这条线基本上就断了。他是一个科学家型官员，精通炮术、通晓西学、信奉天主教、理想主义，他真心觉得这些辽兵只要给够尊严和钱就能变成好兵。
他过度相信自己的感召力，低估了结构性仇恨的力量，在兵力部署上把辽兵放在城外（张焘部）、把信任押在内线（耿仲明）身上，等于把自己的命门交给两只他以为驯服了的野兽。这不是"叛国"，这是"好人对付不了坏人"的经典悲剧。
孔有德、耿仲明占据登州之后，自号都元帅，铸印置官属，但毕竟是流寇式的叛军，没有后方，明廷调朱大典督军围困登州，崇祯六年，孔有德、耿仲明败退，走海路——从镇江堡（鸭绿江口附近）遣使降后金。
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
登州的二十多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炮、以及操炮的工匠和部分葡萄牙炮手的技术传承，全部通过孔有德这个二传手，送到了皇太极手里。清朝后来组建的"乌真超哈"（重炮兵部队），骨干就是这批人、这批炮。入关之后多尔衮和顺治的军队能轰开潼关、轰平扬州、把南明各个政权逐个碾碎，都来自于崇祯献祭了孙元化这颗人头。
孔有德后来被清朝封为定南王，率清军南下广西，最后在桂林被李定国围城逼得自焚而死。当年偷鸡的那支队伍，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烧死在另一个火堆里。只是这中间，明朝已经没了，孙元化已经死了快十六年了。
孙元化墓在嘉定南门外荒圩里，碑上写着"佥都御史孙元化墓"，是儿子和部下偷偷把他遗体迎回来的。汤若望那年乔装送炭时看到的那个带镣铐的、受过五次拶指的、五十一岁的科学家兼巡抚兼天主教徒，如果他能活过那一年，如果他能保住登州的炮厂和葡籍教官团队，如果朝廷肯给他机会整编辽兵而不是拿他的人头平众怒——也许明清易代的剧本不会那么一边倒。
但历史不讲也许，它只记账，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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