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之道：古代小说人物语言会议纪要（第一届古小说新青年论坛）|人物|小说|文学|新青年|红楼梦|金瓶梅

2026年6月14日下午两点，第一届古小说新青年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1301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言说之道：古代小说的人物语言”。

论坛海报

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思敏主持，并特邀北京大学博士生王梓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慧、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杨日旭担任发言人。来自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在读研究生共四十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在近五个小时的议程中，与会者围绕古代小说的人物语言展开了深入、细致而热烈的讨论。

会议的第一个环节是主题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的王梓涵同学，发言题目是《被观看的言说：古典白话小说人物话语的观演可能》。

发言人王梓涵同学

王梓涵同学关注到了一个宏观问题，即为什么白话小说中存在不写实、甚至有观戏之感的人物语言。尽管这一问题本身建立在特定文学观念基础上，仍然可以探讨这种表演传统从何而来，又如何融入书面媒介。

白话小说中存在一些话语程式，以重复、对句等说唱形式达成特定的语言节奏，带给读者不同于日常的观演场面感。戏曲中有“代言”的说法，言说是作者、脚色行当、人物三个身份聚合的产物，这在白话小说中仍然存在。

现代读者从人物一致性等观念出发，对此类表演产生了异质感。一些语言表演在小说内部存在观演关系，并通过书籍印本物质形态也形成了外部读者的观看。

场上表演传统被纳入书面小说时，戏曲脚色制和文人可能追求的真实会发生冲突，但整体而言，读者和作者之间保有一种默契，可以容纳表达并不连贯统一的情况。小说中人物语言与既定身份的落差构成了表演性，这进一步参与塑造人物性格，效果可称为“离形得似”。

此外，小说人物可能借用戏语进行表达，这模糊了真与假的界限，创造出独特的戏剧性体验。可见，不是表演传统简单影响了白话小说，是小说吸纳观演逻辑塑造了文体内在的美学特征。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慧同学，发言题目是《众口为何一词：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众人道”》。

发言人王慧同学

王慧同学聚焦于中国古代小说中一种呈现群体语言的独特方式，其引导标记为“众曰”“众人道”。

“众人道”有时是今人所理解的“众口一词”，但在更多时候介乎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之间，叙述者以这种方式将多个人物的意见整合概述，由此实现与读者互动、调控叙事节奏的目的，并坚定叙事立场，引导读者完成对价值取向的反思。

“众人道”的雏形始见于先秦经典中，代表公共价值，这种象征意味延续到了小说中，并被叙述者当作传递道德观念的手段。但随着小说文体的演进以及小说家对群体心理的更深刻洞察，其内涵渐趋复杂，具备了更丰沛的文学功能。从言说形态与叙事结构来看，小说家对“众人道”的描写有渐趋精细的倾向。

在分享思考成果的同时，王慧同学也分享了自己发现问题、修改结构的过程，为论文写作提供经验：一是可以从学者专著一笔带过的话中寻找延伸点，二是建议以更利于读者接受的方式整合材料、组织行文。

站在现代读者的角度看，“众人道”难以定位为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也很难以现代标点进行明确的标注，但这对传统读者而言似乎不成问题。从“众人道”这一微小却普遍的文本现象切入，不仅可以对小说文体的演进历程予以观照，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特异之处。

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杨日旭同学，发言题目是《复中变奏:〈金瓶梅〉的学舌书写与叙事转型》。

发言人杨日旭同学

杨日旭同学从张竹坡“老婆舌头”的评价中提炼出“学舌”这一概念，即人物有目的的模仿和转述行为。事实在转述过程中被扭曲、篡改的学舌现象在《金瓶梅》中大量出现，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依据学舌发挥作用的方式，又可区分为不同类型。

在制造人物语言不可靠性的同时，《金瓶梅》还刻意抽走事件的中间环节，模糊学舌起点的真相，使读者与小说人物一同陷入“罗生门”的境地。在学舌过程中经过变形的人物语言，最后又影响了人物关系、事态走向，甚至成为现实。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中大量的重复叙述是口头文学的标志，但日旭同学提出，口头复述的作用是引导观众进入此前的情境、加深观众对主要情节的记忆，《金瓶梅》学舌的细节变化反而会为听觉接受带来困扰。

《金瓶梅》或为从口头到案头的尝试，对以往口头叙事经验进行调整、使之更适应案头阅读。后来的《红楼梦》在吸收学舌叙事经验的同时，隐匿了其中的重复性，使小说具有了更明确的案头色彩。

会场照片

会议的第二个环节是自由讨论。与会同学围绕主旨发言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语言、言语、话语概念的区分与使用

三位发言人都涉及了“语言”“言语”“话语”等概念，同学们围绕如何辨析这些概念、如何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进行概念的选择，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去探讨、分析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王慧表示，可以借用索绪尔、热奈特等人的理论去理解和区分语言、言语、话语，这些理论虽不能完全适配古代小说研究，但可以形成有益的参考，并能提供探讨的框架。

北京师范大学杨日旭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言规则体系，言语是个体实际的语言运用。“话语”一词经过福柯、热奈特等学者的拓展后内涵变得复杂，需要单独辨析。

北京大学王梓涵表示，不同理论体系中的“话语”概念内涵存在明显区分，不可等同混用，如福柯的话语理论视角更为宏大，立足于整个社会维度，关联权力、意识形态等宏观议题，和前两者属于不同的研究层面。

中央民族大学倪雍从论坛主题出发，认为语言一词更贴近主题，语言不像话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会让讨论的空间更加清晰。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郑增乐表示不必过于纠结一些术语的抽象概念和晦涩的表述，重点是在自己的论述框架中对术语作出合理界定即可。

中央民族大学徐思敏则表示语言、言语、话语这类学术概念繁杂，在实际运用中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往往并不明晰，在论文写作中应该如何规范、合理使用这些术语还需进一步思考。

主持人徐思敏同学

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表演性”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表演性”问题较为复杂，同学们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涉及“表演性”的来源、差异、接受、演变等。

倪雍表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自带表演性，并不追求完全复刻现实，究其根源是这类小说植根于表演传统，但又和西方戏剧的沉浸式模式差别很大。

王梓涵进一步明确在中式观演关系中，观众会时常被提醒“表演性”，刻意弱化沉浸式体验。

北京师范大学马紫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被观看的演说”是否必然会被识别？并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只有读者看得出表演，文本内角色习以为常；二是当情节行为反常时角色和读者都能察觉。但对日常言行是否也算表演则存疑。

王梓涵表示表演属性本质上是给文本外的读者识别体会，文本内角色即便察觉异样，也不会将其理解为表演。

北京师范大学孙苒关注到不同类型的白话小说在表演程度上可能存在差异，认为话本、世代累积型小说比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表演感更重。王梓涵对该观点表示认可。

中央民族大学王金蓉则论及小说中的人物为何会“表演”，并划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受戏曲说唱熏陶，二是人物具有“做戏”的动机。她进一步提出，弱势者更需要靠表演周旋，强势者则无需演戏可直接掌控局面。

王梓涵回应称人物主动演戏和作者借人物向读者表演有本质不同，但是可以尝试作打通处理。

论坛海报

中央民族大学刘小松结合自己日常的观影、看剧体验，用西方的歌舞剧做类比，说明中国古代小说中一些人物的程式化韵文表达是一套成熟范式，认为古代读者具备分辨这套表演逻辑的能力，不必拿现实逻辑进行苛责。

王梓涵对此表示赞同，表示其研究的目的是还原白话小说自带的表演创作传统，说明小说并非照搬戏曲，而是在借鉴中演化出了自己的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吴越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韵文表演、群体发言、转述学舌等写法，均可在戏曲中找到对应的舞台处理方式，而随着小说文体从口头讲唱走向案头阅读，这些写法也逐步脱离了戏曲的舞台逻辑，形成了独立的叙事体系。

三、“众人道”的叙事策略

围绕“众人道”的叙事策略，同学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诸多看法，还发现了不少值得留意的变体现象。

北京语言大学边筱睿对“众人道”的概念界定提出疑问，“两人”是否可以称“众”？

王慧回应称在概念界定时主要是区别于独自的言说，因此将人数大于等于二称为“众”，这主要关注“众”在叙事功能上的定义，而非单纯数学意义上的计数。

北京师范大学孙苒将“众人道”的讨论延伸至历史溯源层面，建议追溯到《左传》《国语》这类史书，探讨史书里记事、记言混在一起的人物语言特点。

王慧认为史书中的“众曰”同样面临记言要贴合人物的写作要求，二者可形成对照，由此深化对群体话语叙事的理解。

《白话小说语言词典》

北京师范大学杨子尧、王婧懿关注到“众人道”的变体现象。杨子尧观察到古代小说中存在从群体中单取一人为代表进行发声，即“某某等道”的写法，作者挑选群体发言人的背后是否有特殊的用意和深层规律？

王慧认为这是作者兼顾个体特质和群体立场的表现，这一变体揭示了“众人道”在操作层面上的灵活空间，也触及了古代小说“以个别代表一般”的典型化倾向。

王婧懿则发现“众人道”后常接俗语，猜测这是作者借群体发言的框架，用俗语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质。王慧对此表示赞同。

中央民族大学迟思雪更是以《红楼梦》为例，提出“转述型众人道”的现象，即不直接呈现群体的议论，而由一个角色转述。这一发现说明“众人道”不只是集体发声，也可作为嵌入人物叙述中的间接引语。

王慧认为该现象和“众人道”本身自带转述属性的特质高度契合，可与“如此这般”这类转述套语结合起来另作分析。

王梓涵则进一步将该问题引向了版本差异和续书笔法的判断上，指出这类转述写法是否在《红楼梦》后四十回更加常见？若如此，这种差异恰好指向了前后写作笔法的不同。

北京外国语大学盛柯娅提出“众人道”这种写法是否容易导致人物的类型化、套路化，削减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王慧表示叙事效率高和写作粗疏往往相伴而生，但她同时提醒，不能简单地将简略的群体叙事视作艺术缺陷，而应追问其历史成因和艺术合理性。“众人道”在古代小说中被反复使用，说明它在特定叙事语境中承担了其他写法难以替代的功能。

《笔记小说文本语言研究》

四、文献物质形态与叙事表达

文献的物质形态可能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围绕这一点，几位同学提出了各自的观察与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李璇注意到《金瓶梅词话》中人物的唱词韵文单独分行排列，与传统诗文的刊刻形式不同。

杨日旭表示，词话本不只是韵文的版式较为特别，一些白话也常被排成双行小字穿插在词曲中，而这类文字在崇祯本中往往被合并进正文，由此指出特殊的版式也许可以成为判断版本先后的一条线索。

王梓涵认为古籍印刷习惯将不同语体、不同类型的文字排印在同一页，双行小字的设计，可能是为呈现多重声音、动作同步发生的共时效果。

五、“学舌书写”的叙事策略与功能

关于“学舌书写”的理论框架，几位同学在认可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疑问和补充。

北京师范大学王雪晶针对学舌书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舌书写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既能凸显各类人物，也能推动故事的发展。

通过对论文的细读与思考，王雪晶也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进一步的写作思路。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

孙苒建议将“嚼舌书写”纳入研究范围。杨日旭回应称学舌书写已经包括“嚼舌根”这种歪曲事实、搬弄是非的情况，并坦言“嚼舌”与“学舌”的概念虽不完全一致，但在写作论文时可以结合研究对象进行合理界定。

中央民族大学王泽宇认为关于《金瓶梅》“学舌书写”的几种传话模型可以迁移到对《红楼梦》的分析中。但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更难处理的问题，即如何界定无意传错信息和有意篡改信息？为何角色明知信息存疑却全盘轻信他人说辞？

杨日旭回应称区分无意传谣和有意篡改两种学舌的核心依据是二者叙事功能的差别；至于人物为何轻易相信他人的传话或说辞，这既是叙事安排，也贴合现实逻辑，人始终活在真假难辨的话语里，无法彻底摆脱。

在该环节中，每位参与讨论的同学都可抽取由中国人民大学李萌昀老师制作的精美书签，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论坛留念印章

除了同学们的发言和讨论，与会老师围绕主旨发言与自由讨论的内容，也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萌昀老师认为三位同学的汇报都体现出当下学界的研究趋势，既兼顾小说史脉络，又重视古籍实物、刊刻版式这类物质形态，对比以往只单纯分析文字内容的研究，有了明显进步。

李老师指出古代小说研究本就存在两种并行解读视角，一是小说史视角，二是文学赏析视角，它们各有价值但偶尔会产生冲突，阅读写作时要区分是文本自带的历史表达效果，还是现代读者共情所产生的阅读感受。

同时，李老师也就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提出建议，提醒同学们不要试图在一篇论文中讨论所有的问题，在写作初期可以做“加法”，多方搜集素材，定稿发表一定要做“减法”，学会取舍。

《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井玉贵老师认为三位青年学生知识储备完整、思维敏锐、角度新颖、理论功底扎实。

井老师表示古代小说是复合型文体，自带历代文体的遗留特征，说唱、戏曲带来的表演性是内嵌在小说里的核心特质，可梳理表演性从戏曲、说唱进入小说，再被小说文体改造、后随时代消长的完整脉络；同时建议将檄文、判词这类文字纳入“众人道”相关研究。

国家图书馆的李晶老师十分赞赏王慧反复打磨、修改论文的态度；认为杨日旭的文章逻辑清晰，其分析思路给自己带来很大启发，后续会重读相关小说文本；同时也期待几位同学产出系列相关研究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的刘紫云老师表示三位同学的研究都从具体的文本案例切入，论述细致扎实。以往小说研究多围绕人物、情节、结构、主题展开，语言分析往往依附于人物形象，很少单独作为核心议题，这次研讨纠正了这一偏向。

刘老师认为，三位同学的发言可以进一步启发对以下三大核心问题的思考：

一是语言与小说本体的关系。

小说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关乎人物和事件的艺术，人物形象也往往成为小说本体的代名词（正如《红楼梦》研究中的倾向），但实际上从《水浒传》以来，人物形象本身是一种语言形象，即人物形象由其语言形象所界定。

“语言形象”这一概念由巴赫金提出，他认为语言不只是内容或思想（或人物形象）的载体或手段，它更是目的本身，即它不只是创造人物形象的工具，其本身就是艺术形象，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

当然，人物语言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物而存在，但却决不是人物的附庸，人物语言形象值得作为一个独立要素被引入到小说研究中。

二是语言与人物主体/个体的关系。

三位同学在谈人物语言时都提到了“主体”或“个体”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默认，言说的“人物”应当是一个内在同一的“主体”或“个体”。

实际上，这样一种基于人物主体内在同一性而要求人物语言保持连续、统一的阅读/研究期待，深受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小说创作和阅读传统的影响和规训。西方现代小说追求的人物语言及其形象保持内在同一完整的评判标准，并不完全适配中国古典小说。

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语言风格从早期的表演性较强，逐步发展到《红楼梦》式的人格自洽、完整统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其中，有一类“超语境”的人物语言现象值得注意，即人物可能完全无视或越过在场其他人物，单独面向读者发言，这一情况下人物的语言也因此不符合其所处的语境，类似于戏曲舞台上的“背白”。

以西方写实小说的标准来看，这类人物语言无疑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本土读者却可以十分自然地将其观演戏曲的经验迁移到这类小说阅读中并习以为常，这也体现出两种阅读文化的差异。

三是语言/话语与“现实”/“真实”的关系。

刘老师认为在《水浒传》等早期章回小说中，语言仍能胜任完整、客观表现或再现现实的重任，但《金瓶梅词话》突破了这一认知。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在这一部主要由人物话语驱动的小说中，歧出的人物话语时刻在创造一种新“现实”/“真实”。这些话语实践揭示出，作者不再相信有一个脱离了人物言说而存在的绝对的、处在话语真空中的“现实”/“真实”，反之，“现实”/“真实”本身无所不在地依附于语言、言说和话语之上。

而读者需穿越人物话语的丛林自行甄别哪种“真实”更值得信赖，所以，这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培养了读者全新的阅读逻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和哲学史、思想史互动的命题，但是是以小说的形式提出来的。

这在以往研究中很少被注意到，但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思考，因为这正是小说这一文体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复杂性超出它的时代的地方。

中央民族大学的杜翘楚老师以《北西厢》与《南西厢》中“众人道”的书写差异出发，指出除古代通俗小说中的“众人道”外，古代戏曲中也存在这一现象，可将其与小说叙事作对比，反向解读古代小说的创作逻辑；同时指出戏曲中创作者登台自叙的特殊现象，为跨文体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小龙老师认为三位发言人的选题辨识度高、新颖扎实、聚焦文本细节。李老师表示传统古代小说研究长期局限于西方传入的“人物、情节、主题”三件套，这套框架并不完全适配本土小说，而对小说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突破。

李老师认为中国古代小说以语言为中心，是对现实口语的重新改造、挪用，但是因为口头对话的时间性与印刷排版的空间性具有天然矛盾，导致许多小说中的对话与真实情境下的语言表述并不贴合，这是分析小说语言时需要正视的文本事实；最后，李老师指出了后续研究可以开拓的方向，以“众人道”为例，主张打破不同文体、不同时代之间的研究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