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之后的逆袭：筹码不在认罪态度，而在辩护方案|二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法院|犯罪|辩护人

正常情况下，嫌疑人认罪，已经形成认罪笔录，认罪认罚的量刑协商是伪命题，因为，当事人是否翻供、是否继续认罪的态度，对法院定罪量刑而言没有太大影响。

部分案件中，嫌疑人认罪后会翻供：

“当时笔录由于时间紧迫、自己太紧张等原因，没有好好核对，认罪笔录内容不属实。”

“认罪笔录是遭受欺诈、胁迫做出来的，内容不属实。”

“认罪笔录是为了取保候审才迫不得已签字的，内容不属实。”

所有这些翻供理由都不是正当理由，几乎都不影响法院对认罪笔录的采信。

嫌疑人认罪后，还有没有办法逆袭？还有没有办法让量刑协商的伪命题变成真命题？

有，但取决于辩护人能不能找到逆袭有效的辩护方案。

嫌疑人已经把认罪态度的筹码交出去，继续协商的筹码就只握在辩护人手上，只能寄希望于辩护人找到有效的辩护方案。

嫌疑人认罪不是案件终点，而是辩护人主导辩护策略的新起点。嫌疑人认罪案件，是辩护人精细化辩护能力的试金石。

一、事实评判的辩护空间

部分案件中，即便嫌疑人认罪，但辩护人审查全案事实，发现事实上并不构成犯罪，或者是否构成犯罪存在重大争议。很多案件，事实层面是否构成犯罪，并不取决于嫌疑人认不认罪，可能超出嫌疑人的认知范围。嫌疑人的认罪仅停留在客观行为层面，是否属于犯罪、是否达到犯罪的标准，嫌疑人认罪的影响不太大。

例如，在C先生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中，审讯中C先生确实如实供述了其将在原单位研发的商业秘密带至新单位，并且用于申请专利的泄露、使用行为，承认两者存在多处点位的相同、相似。公安机关也已经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是否为商业秘密、是否具有同一性进行了鉴定，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

表面上看，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成立，只有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一种选择。

我们介入辩护，充分了解客观事实经过后，发现了所谓的技术信息其实是C先生为完成公司科研考核业绩压力，而虚构出来的技术，技术本身不具有可行性，所谓的技术并无价值；且并无实际生产使用或者授权许可他人使用，从研发成本、技术价值、违法所得数额等任何角度评判，C先生的行为均没有达到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案标准。该案从事实层面就不存在犯罪，有了这个辩护方案，逆袭就在预料之中，取得不错的辩护效果。

二、证据链条的辩护空间

部分案件中，即使嫌疑人认罪，甚至做了详细的认罪笔录、认罪的签认内容，辩护人审查全案证据发现，认定犯罪的证据链条并不闭环，关键证据缺失，认定犯罪事实、数额、金额证据不足，精细化辩护彰显效果。

例如，在Q女士走私淫秽物品罪一案中，其被抓获后，主动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经过，帮助办案机关收集了自己的境外购买记录、支付货款记录、与境外供应商的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还帮助整理了其走私数量的证据材料。正常而言，该案几乎没有辩护空间，只能签字接受认罪认罚，祈求宽大处理，或许还可以得到从轻处罚的判决。

然而，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一年，Q女士及其家属极其被动。

我们作为二审辩护人介入，Q女士的认罪态度已经无法更改，走私事实也确实存在，只能从走私数量的证据是否闭环、充分的角度切入审查，寻求辩护空间。

最终，我们发现走私数量认定的证据不充分，统计走私数量的方式错误。该方案让本案辩护不再仅限于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还有对走私数量、量刑档次进行理据充分抗辩的底气

最终，该案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四年。

Q女士写信感谢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改判了这么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太感谢律师为此付出的努力，让我可以提早跟家人团聚，真的没想到可以改这么多，我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再次感谢！”

Q女士对二审改判结果深感意外，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认罪这么彻底，对改判本不抱希望。没想到，辩护人还能找到证据链条的问题，通过重构走私数量计算方式，达到大幅度降低走私数量、降低量刑档次的效果。

三、量刑因素的辩护空间

部分案件中，虽然嫌疑人始终认罪，但在自首、立功、退赃、退赔、未遂、从犯、中止、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罪名适用等影响到量刑的因素，辩护人也可以帮助嫌疑人找到有效的辩护方案，争取到辩护的主动性。

又如，在Z先生涉嫌盗窃罪一案中，其作为店长，将店内的手机私下销售并收取货款，公安机关将其抓获。Z先生始终认罪，其家属全额退赔，并获得被害单位的谅解。该案虽然是认罪案件，但不意味着只能等待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我们审查发现，Z先生的行为认定为职务侵占罪会更加公允。同样的金额，认定职务侵占罪其量刑档次更低。

此类案件不胜枚举，嫌疑人认罪，辩护人也有机会在影响量刑的因素层面找到有效的辩护方案。

每一个情节都是一颗子弹，关键在于辩护人会不会打、什么时候打。辩护人找到了有效辩护方案，则量刑档次、刑期存在协商，甚至是否接受认罪认罚、是否认罪，都还存在回旋空间。

四、类案对比的辩护空间

部分案件中，虽然嫌疑人认罪，检察院提出了嫌疑人难以接受的量刑建议，无法实质性量刑协商，但辩护人经过大量的案例检索，找到大量事实、金额、数量、情节等相似，但量刑较轻微的同类案件裁判文书，这也是辩护的空间。

嫌疑人及辩护人就可以对该案的判决经过有基本预期，考虑是否继续认罪、是否接受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实务中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逻辑：如果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过重，则没有认罪认罚的必要；如果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与预期刑期相差无几，则认罪认罚具结书不仅没有必要，还会成为案件辩护的枷锁。

相反，正常辩护，即便裁判结果不理想，嫌疑人至少没有违心认罪认罚，后续上诉、申诉都不受认罪认罚具结的影响。

例如，在W先生涉嫌诈骗罪一案中，W先生被指控伙同他人利用空壳公司骗取财政补贴100多万元，其明知他人安排并利用他挂名开设的公司骗取补贴，仍然积极配合实施资金虚假走账、提交申报材料、补贴兑现材料等行为帮助骗取补贴，个人获得2万多元报酬。

该案W先生认罪，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但是否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不是必选项，细致的辩护工作还可以带来协商空间。

首先，辩护人从情节上厘清其到案经过，争取自首情节。虽然公安机关的到案经过载明：“XX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在XX市XX区XX职业学院将涉嫌诈骗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抓获”，然而辩护人与W先生充分了解其到案经过后，发现其并非被抓获，而是接到通知后主动去单位配合调查的，符合自首情节。

其次，辩护人检索大量的同类案例发现，W先生系从犯，有自首情节，量刑不可能太重。

在辩护沟通中，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没有缓刑建议，是否认罪认罚具结，嫌疑人及其家属征求辩护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