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8年，刘光典的子女连大声喊一声“爹”都不敢。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街坊邻居的白眼能杀死人，大家都说这男人是个陈世美，卷了家里的钱去台湾搂着姨太太享福，早把老婆孩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事儿甚至逼死了他在大陆的妻子王素莲，心脏病发作走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直到1988年，一份绝密档案跨海而来，所有人才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惊醒：那个被骂了半辈子的“负心汉”，竟然在阿里山的原始森林里当了四年的“野人”，把骨头硬到了最后一刻。
这事儿开头就是一个阴毒到极点的局。
1955年，国民党特务发现抓不到刘光典，干脆玩了一手“杀人诛心”。
他们在香港找了个长得像刘光典的人招摇过市，到处散布消息说他已经“弃暗投明”。
这招太损了，简直是往人心窝子上捅刀子。
那时候信息不通，谣言就是真理，这直接成了压垮刘光典妻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谁能想得到呢，就在“假刘光典”在香港喝咖啡的时候，真的刘光典正缩在海拔一千多米的深山土洞里，和烂疮、毒虫、孤独拼命。
你要是翻看刘光典前半辈子的简历，绝对想不到他会和“野人”这个词扯上关系。
这哥们儿早年虽然没了爹，但脑瓜子是真的好使。
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硬是自学通了日语和英语，后来还考进了辅仁大学。
这配置，放在今天妥妥的也是个海归精英范儿。
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和上海做医药和黄金生意，那是真赚了不少钱，手里攥着的“小黄鱼”一抓一大把。
按理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神仙都不换。
可这人啊，一旦心里装了更大的东西，金钱就成了纸。
1946年，在上海的一间咖啡馆里，中共高级情报员洪国式找到了他。
几番深谈下来，刘光典干了一件让周围人眼珠子都掉下来的事：散尽家财，提着脑袋干革命。
他在沈阳开药房，赚的钱全给了组织当经费；他西装革履出入高档场所，是为了搞辽沈战役的情报。
那时候组织给他的评价是“一号台柱”，意思就是这人既懂商业运作，业务能力又强，属于隐蔽战线上的天花板。
1949年夏天，北平都解放了，刘光典原本可以功成身退。
但为了解放台湾，组织急需派人潜入岛内摸清底细。
这任务摆明了是九死一生，谁去？
刘光典二话没说，再次告别了妻子。
他走的时候说“做生意一两年就回”，结果这一去，就是永诀。
第一次去台湾，他干得漂亮，带回来的情报连粟裕将军都批注“重要参考”。
但运气这东西，是有定数的，第二次去，天就塌了。
1950年，就在刘光典准备撤退的时候，台湾地下党遭遇了灭顶之灾。
这就不得不提那个软骨头蔡孝乾，身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被捕后连刑都没受就像倒豆子一样全招了。
这一叛变，4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刘光典瞬间陷入绝境。
这时候如果是普通人，要么像蔡孝乾那样跪下保命，凭他的本事在哪都能活得滋润；要么想办法跑路。
但刘光典做了一个最“笨”的选择：他发回一封暗示线路已毁的绝密电报，然后一头扎进了阿里山。
这哪是逃亡啊，这简直就是苦行僧的修行。
他和联络员王耀东两个人在深山里掘地为穴。
雨季来了，洞里积水漫过膝盖，衣服烂在身上，皮肤溃烂流脓。
没吃的就啃树皮、挖野菜，没药就硬扛。
国民党特务封山搜查，悬赏重金，甚至让叛徒喊话诱降，刘光典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据后来被捕的王耀东回忆，在那些绝望的黑夜里，刘光典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背诵《共产党宣言》，一遍又一遍。
这一躲，就是整整四年。
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曾经在上海滩谈笑风生的儒商，在原始森林里活成了野兽的模样，但他的内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人。
这四年里，他随时可以下山投诚换取荣华富贵，但他宁愿像野兽一样站着死，也不愿像狗一样跪着生。
直到1954年，因为叛徒出卖，特务们终于锁定了他们的藏身地。
被捕的那一刻，刘光典衣衫褴褛，瘦得脱了相，但眼神却利得像刀子。
国民党特务以为抓到了大鱼，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甚至拿他在大陆的家人做筹码。
结果折腾了半天，刘光典的回答永远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蒋介石那边彻底失去了耐心。
1959年2月4日，离春节没几天了，刘光典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
那天清晨阴冷得厉害，宪兵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请快些。”
枪声响起，子弹穿过胸膛，这位37岁的战士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为了掩盖真相，国民党在他死后还继续编造谎言，这也导致他在大陆的亲人背负了近四十年的骂名。
直到1988年，那份尘封的档案终于传回北京。
当工作人员确认他是因为拒绝投降而被枪决时，整个档案室一片死寂。
2008年，刘光典的子女终于去台湾找到了父亲的骨灰。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把父亲的一半骨灰带回大陆安葬，另一半留在台湾。
就像孩子们说的那样：“父亲的任务还没完成，他要在那边看着，看着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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