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年3月26日—1999年4月21日）是中国近现代知名女作家、学者，她最知名的名号为“反鲁（迅）专家”。正如其在1966年11月出版的反鲁“名著”《我论鲁迅》自序所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苏雪林此著作收录了1936年11月18日因对鲁迅身前身后粉众誉盛之极度不满，请求胡适先生加以干预的去信——《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1936年12月14日胡适先生的回函——《胡适之先生答书》，以及以上两封信发表后苏雪林于1937年2月6日所作自跋。
苏雪林在信中痛斥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希望胡适支持“取缔鲁迅宗教宣传”。
熟悉鲁迅与胡适关系的人都知道，鲁迅与胡适的关系经历了 “新文化运动同路人——学术互敬——分歧渐显——公开疏离——立场对立” 等三个大阶段、五个小阶段的转变。
1917—1923年，他们新文化同路与学术互敬。1917 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鲁迅以《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响应，同入《新青年》阵营，共同推动白话文与思想启蒙。1918 年起他们频繁通信、互助资料，鲁迅为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提供《西游记》等文献，胡适盛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 “开山的创作”。1922 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称鲁迅为白话短篇小说 “成绩最大” 的作家，鲁迅致信称胡适观点 “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1924—1927年，他们出现立场分化与事务分歧。1925年女师大学潮时，鲁迅坚定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胡适主张 “学校脱离政潮”，与陈西滢（即陈源）等“现代评论派” 立场相近，鲁迅在杂文中间接批评其 “调和” 姿态，关系出现公开裂痕。1926 年鲁迅被章士钊免职，胡适未积极斡旋；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后转向左翼，胡适留京并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合作姿态，路径差异明显。1927 年鲁迅赴沪后，与胡适的私人通信基本中断，仅存事务性交集。
1928—1936年，他们呈现立场对立与公开批评。1929年胡适发起 “人权论战”，主张宪政改良；鲁迅批评其为国民党 “帮闲”，认为改良主义无法解决根本问题。1930 年鲁迅加入左联，胡适则批评左翼文学 “过激”，学术与政治立场全面对立。1933年两人同时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但胡适主张 “法律框架内维权” 并与国民党沟通，鲁迅公开讽刺其 “为当局辩护”，胡适退出同盟，关系彻底公开决裂。1934—1936间，鲁迅在杂文中间接批评胡适的 “自由主义” 与 “妥协态度”；胡适对鲁迅的批评始终不公开回应，仅在私下仍肯定其学术价值。1936 年鲁迅逝世，胡适未出席葬礼，仅在日记中作客观评价，两人关系以彻底疏离告终。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文风是嫉恶如仇、辛辣尖刻，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势，批评、咒骂昔日同壕战友胡适也决不留情，“一个也不原谅”。鲁迅“骂”了胡适十年有余，同时给胡适戴上N多“大帽子”，诸如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伪学者、皇权保卫者、民族利益出卖者、杀戮知识阶级的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满天飞的帽子，多是一时气炽的情绪化表达。但是胡适从不回应或反驳，这也让怒火中烧的苏雪林意难平，原以为一吐怒气、一顿声讨必得胡适热烈响应，甚至振臂高呼。
哪知，胡适不但仍然故我，而且当头棒喝。对于社会上的怒骂，胡适说，“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他在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曾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胡适并且严厉批评苏雪林对于鲁迅的某些“恶腔调”“旧作派”，必须深以为戒。胡适说“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即蔡元培）的信。”“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胡适不仅教导苏雪林如何为文，更告知她如何做人。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字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并且再次为鲁迅辩诬，“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日误信一个XXX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佷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直到胡适晚年在台北演讲，仍对鲁迅学习并超越林纾（即林琴南），以典雅文言文翻译小说《域外小说集》赞不绝口，称其与鲁迅小说史研究皆为上等之作。
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新青年时期的战友在文学创作、小说史研究的成就不吝赞美之辞，即以小说史研究抄袭一事反复为之辩诬，也不能完全说没有战友或护才之情。即使按当时的学术标准看，鲁迅写作小说史时已经看过盐谷温出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大正八年（1919）日本雄辩会即出版），其《中国小说史略》至少引用了《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一些原文、图片，并且存在未注明出处、未列明参考书等瑕疵。学者张京华就指出：“顾颉刚具体而集中地说到过的一张图，即《红楼梦》的《贾氏系图》，这是在鲁迅、盐谷温两书中均为惟一出现的图表。”“《中国小说史略》共有3种讲义本，还有北大新潮社版、北新书局的初版和修订版，鲁迅生前至少有6种不同版本，以及1923、1925、1930年的三次题记，作者有多次机会很容易地注明《贾氏系图》的出处，但是鲁迅没有。”（日本学者植田渥雄《试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与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之关系》 、张京华2014年4月2日原载《中华读书报》《鲁迅与盐谷温》）。
还有一件趣事，最能说明胡适的处事态度。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鲁迅和胡适都对研究古代小说有兴趣，到处搜寻古籍版本。有人告知胡适，其以50块大洋收购的一种古典小说珍藏本，是某人刚以几元钱从地摊淘来转售的。胡适不以为骗、不以为愠，平和地说，他知道我对古籍有兴趣，并且给我提供帮助，价格高说明有价值。要知道，当时北平一个巡警根据等级的月薪也就7~9块大洋而已；另根据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在北平八道湾胡同11号的时候，超大面积的四合院住着鲁老夫人、朱安、二弟一家四口、三弟一家三口，总计10口人（不包含6个佣人、1个厨子、1个车夫，但一起吃饭）。在民国十年（1921年）七月买菜支出也才35块银元（能折合300斤猪肉）。
也许受到了胡适的胸怀和气度感染，遭到当头棒喝的苏雪林在发表这两封信后的1937年2月6日的自跋中，非常坦然地接受胡适先生的大多数批评，并表示悔改。苏雪林说，“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即蔡元培）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所谓’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先生评为’不成话’……我以为这句话不算过甚，惟太动火气，及旧文学恶腔调云云，则切中我的毛病，自当以为深戒。”“鲁迅最后数年攻击胡先生很厉害……我们读之，常为发指，而胡先生一点不生气，并教训我们批评他时态度应当持平，其胸襟气量实为不可及，这才是学者本色，大儒风度。”
最难能可贵的是苏雪林不仅表示接受批评，将胡适先生的斥责、劝诫以及自己的认错、悔改公开发表，而且将两封信和自跋完整地收入1966年11月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我论鲁迅》。要知道当时台海两岸政治、文化、军事紧张对立，在大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鲁迅的作品几乎成为除毛选以外唯一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全民阅读的读物；而在台湾则是戒严日深、连鲁迅的名字都要封禁，苏雪林竟然在著作中公然展示胡适对鲁迅文化成就的充分肯定，而且要对批评鲁迅的人格及方式认错、悔过，绝对犯大忌、冒风险。
纵观鲁迅和胡适的一生，他们思想路径、政治选择、处事方式差异较大。胡适坚持杜威实用主义，主张渐进改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鲁迅倾向彻底批判与社会革命，后期接受左翼思想。胡适寻求与政权合作推动宪政；鲁迅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支持革命文学。胡适偏理性调和；鲁迅偏批判抗争，风格差异加剧对立。所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视胡适为“公敌”的；而胡适晚年却亲口告诉学者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自己人，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鲁迅一直都是他同道中人。胡适曾给鲁迅二弟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自称“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如果世间真有所谓的君子，那名字一定叫胡适。
（*本文有使用豆包AI搜索鲁迅与胡适的相交与相离材料）
参考资料：
1.苏雪林《我论鲁迅》；
2.张京华《鲁迅与盐谷温》。
2025年12月28日于广州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