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2年，颍州西湖边。
66岁的欧阳修躺在病榻上，气若游丝。
这会儿的他，早就是名满天下的“醉翁”，官至太子少师，葬礼规格极高。
世人都说他这辈子寄情山水，活得通透，那篇《醉翁亭记》更是人人传诵的经典。
可你要是撕开“醉翁”那层洒脱的表皮，你会发现这个老头其实清醒得可怕，也痛苦得彻底。
他在等一阵风，一阵从36年前就开始吹，却直到死都没能吹暖大宋疆土的春风。
这事儿，得从公元1036年那张让朝廷炸了锅的“杀人图”说起。
那一年，点燃引信的，是那个叫范仲淹的硬骨头。
当时范仲淹是开封府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兼最高法官。
他在查办一起不起眼的民间案子时，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
案子本身不大，但这根藤上结的瓜，大得吓人。
范仲淹顺藤摸瓜，发现所有线索最后都指向了一个人——当朝宰相吕夷简。
这不是简单的贪污受贿，而是一张盘根错节的权力网。
吕夷简把持朝政这么多年，整个大宋官员的升迁之路，几乎成了他自家的后花园。
换做旁人，查到宰相头上，早该收手保命了吧？
但范仲淹是个狠人。
他没上奏折骂街，而是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冷汗直流的事——画图。
他熬了几个大夜，整理出所有涉案官员的履历，画了一张《百官图》。
这哪是图？
这分明是吕夷简的“结党营私罪证表”。
图上标得清清楚楚：谁是谁的小舅子，谁是谁的门生，谁送了礼才升官，谁因为不听话被贬职。
一百多号官员，密密麻麻，看得人触目惊心。
范仲淹拿着这张图，直接怼到了宋仁宗的办公桌上，指着吕夷简的鼻子说：“皇上您看，这就叫把持朝政，这就叫任人唯亲。”
这一招，堪称绝杀。
可吕夷简慌了吗？
并没有。
作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狐狸，他太懂皇帝的痛点了。
他根本不辩解那些受贿细节，而是反手扣了一顶天大的帽子给范仲淹。
他对皇帝说：“范仲淹这是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但这三个词，招招致命。
尤其是“朋党”二字，那是历代皇帝的逆鳞。
宋仁宗哪怕再欣赏范仲淹，听到这词也得炸毛。
结果不出所料，范仲淹惨败，大笔一挥，被贬去了饶州。
树倒猢狲散，但也总有人挺身而出。
范仲淹被贬后，朝中正直的人纷纷上书求情。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右司谏高若讷。
司谏是干嘛的？
那是专门给皇上提意见、纠正皇帝错误的言官。
按理说，这时候高若讷应该站出来主持公道，或者至少说句人话。
可谁知道，高若讷不仅没帮忙，反而落井下石。
他早就被吕夷简收买，在朝堂上大放厥词，说范仲淹被贬是咎由自取，甚至四处宣扬范仲淹的所谓“罪行”。
这一幕，彻底激怒了还在馆阁校书的欧阳修。
那年的欧阳修才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虽然他和范仲淹交情不深，但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欧阳修提笔就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这封信没有华丽的废话，只有像刀子一样的犀利。
他指着高若讷的鼻子骂：你身为谏官，占着茅坑不拉屎，看着忠良被陷害，你不仅不救，还踩上一脚。
欧阳修写道：“足下犹能面目昂然，出入朝中，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怎么还有脸在朝廷里晃悠？
你压根就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这两个字！
骂得太狠，也太痛快了。
但这封信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骂完爽了，处分也来了。
欧阳修因为“言事过激”，直接被贬为夷陵县令。
从繁华的东京汴梁，到偏远的夷陵山沟，欧阳修的人生瞬间跌入谷底。
这次被贬，不是毁了他，而是逼出了一个更深邃的灵魂。
欧阳修人虽然走了，名声却在民间炸开了。
大家都知道，有个叫欧阳修的年轻官儿，是个硬骨头。
到了夷陵后的第二年春天，好友元珍寄来一封信，还带了一首诗。
看着老友的来信，欧阳修站在夷陵的山头上，望着满山野花，心里五味杂陈。
他回了一首《戏答元珍》，这首诗表面看是写景，实则是写心。
他在诗里写：“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又说：“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初读这诗，似乎只是在感叹山里春天来得晚，一片萧瑟。
但这哪里是在写花？
分明是在写政治。
这“春风”，就是宋仁宗的恩泽；这“天涯”，就是自己被流放的处境。
欧阳修是在抱怨：皇上的恩典啊，怎么就吹不到我这偏远的山沟沟里呢？
最绝的是最后两句，他说自己曾经在洛阳看过最富贵的牡丹，如今在这山野之间，虽然花开得晚些，也不必叹息。
这是一种无奈的傲娇。
他把皇恩比作“野花”，虽然来得晚，虽然不如洛阳牡丹那么盛大，但他还是在等的。
嘴上说着“不须嗟”（我不难过），其实心里苦极了。
他不是真的想当隐士，他想回开封，想回到权力中心去实现抱负。
这首诗，是他向仁宗发出的一声微弱却坚定的呼唤：我还在这里，我还没死心。
这一等，就是四年。
直到公元1040年，西夏战事吃紧，正是用人之际，宋仁宗终于想起了这些被他赶走的硬骨头。
欧阳修被召回京，紧接着，范仲淹也被重用。
公元1043年，宋仁宗决心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庆历新政”。
这也是欧阳修一生中最接近理想的时刻。
他和范仲淹等人一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他们要澄清吏治，要改革科举，要强兵富国。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他们的改革，刀刀砍在旧贵族的大动脉上。
限制恩荫，让当官的儿子不能随便做官；改革科举，让没真才实学的人混不进体制。
这简直是挖了权贵们的祖坟。
反扑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猛。
哪怕没了吕夷简，还有千千万万个既得利益者。
他们造谣中伤，甚至伪造书信诬陷范仲淹谋反。
宋仁宗动摇了，这位以“仁”著称的皇帝，最大的弱点就是耳根子软。
庆历新政仅仅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宣告夭折。
范仲淹再次被罢免，欧阳修也因为支持新政，被贬去滁州。
也就是在滁州，心灰意冷的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亭记》。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世人只读出了他的豁达，却没读出他的绝望。
他不是真的爱喝酒，也不是真的爱看山水，他是因为政治抱负彻底破灭，只能借酒浇愁，用山水来麻痹自己。
那个曾经写出“不知道人间羞耻”的愤怒青年，终于学会了把锋芒藏在酒杯里。
这一藏，就是半辈子。
后来的岁月里，欧阳修历任多地，提携了苏轼、苏辙、曾巩这些后来闪耀大宋星空的名字。
庆历新政的失败，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那是大宋自救的最后一次机会，却在无尽的内耗中错失了。
公元1072年，欧阳修病逝。
临终前，不知道他是否会想起那个热血沸腾的下午，想起范仲淹拍在龙案上的《百官图》，想起自己在夷陵山中等待的那阵迟迟不来的春风？
他这一生，看似是输了，输给了吕夷简，输给了权贵，输给了那个时代的潜规则。
但他其实也赢了。
因为一千年来，没人记得吕夷简有多少钱，没人记得高若讷当了多大的官。
人们只记得，在大宋最昏暗的日子里，有那么几个人，曾试图点亮火把。
他们虽然失败了，但那脊梁，终究是没有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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