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清晨，我从胶东那座小城出发，驱车向西。
三百公里的路，前半程是宽阔的国道，车流渐稀；后半程转入县道，再拐进蜿蜒的山路，路面窄得只容一车通过。我开得很慢，不是因为路险，是想把这份从城市带回的浮躁，一点一点颠簸出去。车窗外的山，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冬日里褪去了葱茏，露出青灰的骨骼，像极了沂蒙山人的性情，硬朗、寡言，却扛得住风雪。
抵达村口时，天已擦黑。远远的，我看见父亲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捏着一根烟，火光明明灭灭。他没有招手，只是看着车来的方向。等我停在他身边，他掐灭烟，说了一句：“回来了？走，贴对子去。”
这是父亲一贯的腔调。我离家十六年，从沂蒙山到胶东半岛，从一个乡村少年变成小城的公务员，变的是口音、是履历、是见过了更大的世界；不变的是每次归家，父亲永远用这句“回来了”开头，仿佛我只是去邻村串了个门，仿佛这十六年的光阴，不过是山间的一缕风，吹过便散了。
贴春联的时候，父亲踩着梯子，我在下面扶着。他老了，膝盖不好，登高时微微发抖，却不肯让我上去。“你够不着上头的横批。”他说。可我知道，他不是嫌我够不着，是他还想在这个家里，做那个站得最高的人。
浆糊是母亲用面粉现打的，温热的，带着粮食的香气。父亲把旧联撕得仔细，说“不能留疤”，然后刷浆、对齐、抚平，每一个动作都慢得像在完成某种仪式。大红纸上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我仰头看着，忽然觉得，这七年，父亲真的添了许多白发，而我，也终于读懂了这七个字的分量。
年夜饭是父子俩一起做的。母亲在一旁包饺子插不上手，就絮叨着指挥——火别太大，盐少放，鱼要留着尾巴，寓意“年年有余”。我切菜，父亲掌勺，厨房里热气腾腾，玻璃上结满雾气。有一刻我透过雾气往外看，院子里挂着红灯笼，光影模糊成一片暖色，竟有些恍惚——这人间烟火，我究竟错过了多少年？
守岁的时候，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节目好不好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四个人挤在一条沙发上，腿碰着腿，肩挨着肩。零点将至，父亲起身去院子里摆供桌，母亲端出饺子，我拎着鞭炮跟在后面。天地桌前，父亲恭敬地点上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他说什么，却看见他躬身时，脊背弯成一张弓。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亲敬的不是天地，是这一年的平安，是儿女的顺遂，是这个家还整整齐齐地在一起。
鞭炮声震天响起，火光映亮半个院子。我站在硝烟里，看着父亲捂着耳朵往屋里跑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孩子。七十岁了，他还是那个会在除夕夜放鞭炮的人，而我，也还是那个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长大的人。
大年初一拜年，初二便要返程。
母亲往后备箱里塞东西，煎饼、花生、自家磨的玉米面，塞得满满当当。父亲站在车旁，搓着手，想说什么，最终只问了一句：“油加满了吗？”
我点点头。
车子发动，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原地，手抬了抬，又放下。山风掀起他的衣角，他就那样站着，直到拐过山弯，再也看不见。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父亲贴春联时的话。他说，贴对子讲究个“正”，歪了不行，皱了也不行，得端端正正地贴上去，这样一年才能过得顺当。我当时没接话，现在却品出了滋味——过日子，不也是这个理儿么？无论走得多远，心要正，人要稳，家要回。
这些年，我总以为成长是往外走，是见更大的世面，是摆脱乡村的土气。可这个春节我才明白，真正的成长，是往内走，是学会在这个疾驰的时代里，给自己留一隅安顿身心的地方。好好过年，养好老己——老己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走了很远、却从未忘记来路的自己。
车窗外，沂蒙山的轮廓渐渐模糊。我按下车窗，让山风灌进来。风里有故乡的土腥气，有鞭炮燃尽后的硝烟味，有母亲煎的带鱼的余香。
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年，都会养着我，走完下一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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