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推开窗,一缕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槐花开了,满树洁白,像是昨夜悄悄落了一场细雪。我站在窗前,久久地望着楼下不远处那串串垂挂的花朵,那沉甸甸的、谦卑地垂向大地的姿态,让我的喉咙忽然有些发紧。这甜丝丝的、几乎有些霸道的香气,像一只有力的手,不由分说地,便将我从这胶东小城十层楼的窗口,拽回了千里之外,时光之外,拽回了沂蒙山那被山梁圈在掌心里的春天。
沂蒙山的春天,是被槐花喊醒的。一过了四月,那满山满谷的墨绿,便再也按捺不住,一夜之间,让位给了一种莽撞的、铺天盖地的白。那白不是梨花那种娇怯怯的,也不是李花那种碎纷纷的,而是一种泼辣的、带着山野力气的白,一串串,一穗穗,累累垂垂,将那些嶙峋的枝柯都压弯了腰,仿佛整个山峦都喘着香甜的粗气。
对于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槐花的香,首先是胃里的一阵抽搐,是眼睛里的光。那不只是点缀春光的零嘴,那是“三月里糊口的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这满树的白,是土地和大山最慈悲的接济。
母亲递过竹篮的手,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手是粗糙的,关节有些大,掌心是洗不去的、与土地摩擦出的微黄的茧。竹篮也是旧的,被岁月和无数次的提挈磨得发亮,边缘光滑。“去摘些吧,”她的声音总是很轻,仿佛怕惊扰了这份天赐,“晚上蒸槐花包子。”于是,我们几个野猴子似的孩子,便欢呼着冲向山坡。山里的槐树,生得也野,树干上满是倔强的刺,像是大山沉默的卫士。但我们不怕,哧溜哧溜就蹿上去,隐没在那一片香雪海里。
阳光透过花叶的缝隙,洒下斑斑驳驳的光,我们小小的身子,就在这光的迷宫里,在浓得化不开的香气里,找寻那些开得最肥嫩的花串。摘得急了,指尖常被尖刺扎一下,渗出血珠子,也只放在嘴里吮一吮,便又忙不迭地将那带着晨露的花瓣塞进嘴里。那甜,是清冽冽的,直钻到心里去,瞬间便将那一点点刺痛驱散了。
有时躺在粗大的枝桠上,头顶是流动的白云和花的海,身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的绿,风过时,整棵树都轻轻摇晃,洒下一阵花雨,落在脸上,痒痒的,也落在心里,沉甸甸的。那时不懂得什么叫“美好”,只觉得饱,肚子是满的,心里也是满的。
从家到村小,是二里弯弯曲曲的山路。我读一年级的那年春天,个子还不及路边的酸枣丛高。清晨的露水重,走过一趟,整个裤腿都能拧出水来。那天放学,父亲在山路口等我。他没说什么,只是摸了摸我湿漉漉的裤脚。第二天清晨,他提着镰刀走在我前面。那是怎样的背影啊,微微佝偻着,像一张被生活拉满的弓,沉默地对着那些比他还要倔强的、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
镰刀挥起,落下,带着“唰唰”的、果断的声响,那些横生的、霸道的枝条便纷纷让开了路。汗水很快浸透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背心,在脊梁上拓出一大片深色的地图。他就那样弯着腰,一下,又一下,为我砍出一条干爽的、宽敞些的小径。我踩着他砍下的枝条,跟着他,鼻子里满是新斫下的草木汁液的青涩气息,混合着路边槐花那不管不顾的甜香。父亲偶尔回头,汗水从他古铜色的额角滚落,他只是短促地说一声:“小心刺。”然后又转回身去。
他的脊背,在那甜得发腻的香气里,像一座沉默的山,替我挡着前路上所有看不见的荆棘。路渐渐干净了,阳光大片大片地铺洒下来,地上的槐花落了一层,踩上去软软的,发出沙沙的微响,像是春天在轻轻叹息。有伙伴用新落的叶子卷成哨子,吹出尖厉又欢快的调子,那声音在空荡的山谷里传得很远,很远。那条路,后来我走了无数遍,但总觉得,只有父亲砍过的那一程,花香最浓,阳光最亮。
山里的学校,是石头房子,老师也少。班主任张老师,是个清瘦的中年人,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像山涧里的石头,被泉水洗得发亮。有一天的语文课,他没有翻开课本,而是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用力写下七个字:
“山有路,勤为径。”
那粉笔摩擦黑板的“吱吱”声,在安静的教室里,竟有些惊心。他转过来,目光扫过我们每一张被山风吹得黝黑、还带着懵懂的脸。
“孩子们,”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石头落进深潭,“不要觉得,你们生在山里,就被山困住了。山再高,再大,它也总有路。路在哪里?”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重重地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又点了点我们面前破旧的书本。
“路,在你们的脑子里,在你们的书本里。山外面,有你们想都想不出的、大得没边儿的世界。”
他教自然课,用一根细竹枝,指着墙上那张卷了边的、色彩模糊的中国地图,从我们小小的沂蒙山区,一直指到辽阔的平原,蜿蜒的江河,最后点到那个小小的、代表首都的五角星。他的竹枝,仿佛有魔力,为我们那被山梁框住的视线,硬生生捅开了一个口子。他教社会,讲那些从更深的山沟、更苦的窑洞里走出来的人。他告诉我们,读书,认字,学知识,是山里人脚上能长出的、最好的“路”。
他说话时,窗外的槐花正开得喧腾,香气一阵阵涌进来,和他话语里那股子热切混在一起,注入我们年幼的心田。那时的我,并不能全然懂得他话里的深意与重量,但那目光里的灼热,那话语里的期盼,却像一颗种子,混着那年的槐花香,一起种下了。后来,我果真踩着书本铺成的路,一步一步,走出了那道道山梁。离山愈远,那粒种子,却在心里扎得愈深。
如今,我在这座胶东小城的高楼上,已看过了十几次槐花开谢。这里的槐树,长在整齐的街道旁,园艺工人修剪得圆润温和,花开得也规矩,一串串,一簇簇,是城市里一道体面的风景。每年香气如期而来,依旧是甜的,却似乎少了些什么。少了山野的腥气,少了露水的清冽,少了母亲竹篮的旧木味,也少了父亲背心上盐渍的咸涩。这城里的槐香,是过滤后的,是斯文的,像一杯温吞的白水,再也烫不痛我的记忆。
可它依旧能让我的心,毫无预兆地缩紧。那是一种温柔的绞疼。让我想起酸枣刺扎进指尖的锐痛,想起湿裤腿贴在皮肤上的冰凉,想起父亲沉默的脊背被汗水涓透的深色,想起张老师竹枝点在“北京”上时,那发亮的、几乎要燃烧起来的眼神。那些与清苦纠缠在一起的、简单的快乐,那些五毛钱就能换来的一整日欢笑的岁月,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呢?它们没有走。它们只是被这年复一年、熟悉得令人心颤的槐花香,发酵了,酿成了心底一坛不敢轻易启封的酒,太浓,太烈,一闻,便要醉倒,要流泪。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满树的“细雪”簌簌地摇。我索性将所有的门窗都推开,让那香气毫无阻隔地涌进来,包裹我,淹没我。我站在这一室浮动的甜香里,极目望去。晨光中,远处学校的红墙,街道上车流的微光,更远处云台山淡淡的轮廓,都仿佛被这香气浸润得柔和了,模糊了,与记忆里的山峦叠印在一起。
我知道,从山里走出来的那条路,很长,很曲折,沾过泥泞,也披过风霜。但这一缕魂梦相牵的槐花香,却像一条看不见的、坚韧的丝线,始终系着我的脚踝,我的魂魄。我走得再远,它轻轻一扯,我便仍是那个裤腿湿透、站在父亲砍出的山路尽头,对着满山槐雪发愣的孩子。
楼下的老太太们,正仰着头,用欣喜的、纯粹的语调议论着:“瞧瞧,今年的槐花开得可真好啊,真香!”
是啊,开得真好。我望着那一片在朝阳下白得晃眼、白得近乎神圣的花海,心里默默地应和。这“好”,又哪里仅仅是花好呢?那是岁月熬出的稠厚,是苦难滤出的清甜,是回不去的故乡,是断不了的念想,是生命本身,在年复一年的开落中,沉淀下的、全部的滋味。
我泡了一杯清茶,坐回窗前。茶烟袅袅,与花香缠绕着,升腾,消散。我什么也不做,就这么坐着,让自己深深地、深深地,沉入这一片无边的香气里。我知道,当这花香散去,日常的、琐屑的一切又会将我拉回。但此刻,我拥有这满世界的甜,拥有那整整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春天,和春天里,所有沉默的、芬芳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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