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十年北大荒，有她难忘的经历也有幸福美满的收获|北大荒|夏锄|知青岁月|知青往事|老工人

1969年6月24日12点半，汽笛一声长鸣，满载上海知青的列车缓缓驶离上海火车站，十六岁的初中毕业范桂香站在车窗前，望着站台上父母的身影越来越远，泪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她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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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列车一路向北，跨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窗外的景色从楼房林立，变成了低矮的房屋、成片的农田，再往后，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和起伏的丘陵。天空仿佛越来越低，压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七十多个小时后，火车终于在黑龙江省境内一个陌生的小站停下，站牌上写着三个字——龙镇站。

这里没有上海的喧嚣，只有泥土的芬芳和铁轨的味道。知青们拎着行李下了车，一眼就看见站外等候的汽车、马车和拖拉机，排成了长龙。按照分派名单，范桂香他们几十名上海知青乘坐马车和拖拉机，去引龙河农场报到。

从龙镇到引龙河农场，还有二十多里土路。马车晃晃悠悠地走着，车轮碾过坑洼，发出吱呀的声响。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辽阔无边，一望无际。范桂香坐在马车上，心里既紧张又茫然——这里，就是她今后要生活和劳动的地方。

引龙河农场的土坯房，一排一排地立在那儿。墙是土坯垒砌的，屋顶盖着稻草，看上去很简陋。范桂香他们几十名上海知青被分到引龙河农场下属的一个分场小队，这一排排土坯房，成了他们的“新家”。

女知青住后排，男知青住前排。屋里是火炕，炕面上铺着苇席，墙角是土坯垒砌的台子，可供知青们放行李箱子。房间的窗户不大，纸糊的窗棂透进来的光线有些昏暗。刚进门时，一股泥土和柴草燃烧的味道扑面而来。

“条件是差了点，大家先凑合着住，以后慢慢会好的。”队长老张笑着跟大家解释。

范桂香把自己的箱子放到土台子上，摸了摸热乎乎的火炕，失落和惆怅的感觉猛然涌上心头。她想起上海家里那盏昏黄却温暖的电灯，想起弄堂口卖早点的小摊，心里一阵酸楚。

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整理行李和被褥。她知道，从今天起，她已经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

安顿下来，休息了一天，第三天一早，知青们就跟着农场工人下地参加生产劳动了。

当时场队的主要农活是给黄豆地松土锄草，农场工人管这叫“耪地”。第一次去耪地，站在一望无际的地头，看着低矮的天空，上海来的知青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辽阔。农场的耕地几乎无法用亩来计量，一垄地一上午都锄不到地头。

张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皮肤被风吹得黝黑，说话嗓门很大。他拿着锄头，在地头给大家做示范：“锄头要贴着地皮走，草要锄掉，豆苗不能伤着，腰弯下去一点，前腿弓，后腿蹬，步子要稳，一下一下来。”

范桂香学着他的样子，抡起锄头，却发现这玩意儿在她手里重得像有千斤。她要么锄得太深，把黄豆苗连土一起刨出来，要么锄得太浅，草还牢牢地长在地里。

“哎呀，这苗又给你锄掉了。”旁边的老工人忍不住提醒。

范桂香心里发慌，越慌越出错。她看着老工人熟练的动作，耪过的地垄平平整整，而自己这一垄，坑坑洼洼，草没除干净，苗还伤了不少。

太阳一点点升高，晒得她头皮发烫，汗水顺着脸往下淌。她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眼前那一垄地，仿佛永远锄不到头。她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

张队长回头看见，赶紧走过来：“怎么了？累了？还是哪儿不舒服？”“我……我不会锄，我老是把苗锄掉。”范桂香哽咽着说。

张队长叹了口气，也不责怪她，手把手教她使用锄头，告诉她锄地的技巧，还鼓励她说慢慢来，熟能生巧。张队长看范桂香找到了锄地的感觉，他就跑到前面帮范桂香锄地，直到她撵上来搭上了帮，张队长才返回去锄自己那一垄地。

范桂香看着张队长汗流浃背的样子，心里又惭愧又感动。

临近中午，太阳更毒了。黄豆苗只有一柞（二十多公分）多高，广阔的黄豆地里没有一点遮挡。范桂香突然又蹲在地上，脸涨得通红。队长以为她又累哭了，连忙走过来：“又怎么了？”

范桂香憋了半天，红着脸挤出一句：“我要小解……”

“小解”是上海话，就是“小便”。队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看看四周，平坦的黄豆地里一览无余，连个土堆都没有。

这个问题，不光是范桂香难为情，张队长也有些尴尬。他只好喊来一名女工友：“你带这小姑娘走远一点，找个地方方便一下。”

女工友笑着拉起她：“走吧，咱北大荒就这样，以后习惯习惯就好了。”

她俩走了很远才停下。那位女工友用身体遮挡着范桂香，范桂香蹲下小解，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心里觉得又丢人又好笑。那位女工友等范桂香站起来，她若无其事蹲下小解，没有一丝尴尬和不好意思。

那天收工回到宿舍，范桂香躺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火辣辣地疼，腰也酸得直不起来。她闭上眼睛，眼泪又悄悄流了出来。

可第二天一早，她还是准时出现在了地头。

夏锄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范桂香在汗水和泪水里，慢慢学会了怎样握锄头，怎样掌握力度，怎样在豆垄间迈出均匀的步子。每当范桂香被落下，老工人会主动帮她锄地，让她歇一会。

时间一天天过去，范桂香也渐渐学会了在空旷的田野上解决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再遇到“要小解”的时候，她会自己找个稍微隐蔽一点的地方，不再动不动就哭鼻子。她也慢慢发现，这些看上去粗犷豪放的农场工友，其实心都很细，对他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都格外关爱，格外照顾。

慢慢地，范桂香锄地的速度快了起来，不再总是落在最后。有一天，她居然在收工前，把自己的那一垄地锄完了。她直起腰，看着被自己锄得平平整整的豆垄，心里第一次升起一种踏实的成就感。

夏锄结束，歇息了几天，也就快到了最忙最累的麦收时节。

割完了麦子，还没等打完场，又要开始割黄豆。队里有规定：一人三垄黄豆，谁先割完谁先休息。

黄豆杆又粗又硬，镰刀下去，要费不少力气。范桂香个子小，力气也不大，割得很慢。她咬着牙，一下一下挥动镰刀，手指被磨得通红，手心火辣辣地疼。抬头看前面，张队长已经割出去一大截，几个男知青割的也很快。其中一个高个子男知青，动作尤其利索，镰刀在他手里像飞一样，豆杆一排排倒下。

这个人，就是周文兴，他和范桂香是同校同学，却不同班。在上海时，他们只是偶尔在校园里擦肩而过，彼此几乎没说过话。来到北大荒后，他们被分在同一个小队，才慢慢熟悉起来。

周文兴和她年纪差不多，却长得又高又壮，干农活很像样。尤其是割黄豆，比队长割得还快，他常常是第一个割到地头。

那天，他很快割完了自己的三垄黄豆，本该在地头休息，却看了一眼还落在后面的范桂香，又拎着镰刀在对面帮范桂香割黄豆。

张队长割完自己的三垄黄豆，也回头来帮她割黄豆。有人开玩笑：“队长，你老帮范桂香，她都成重点保护对象了。”

张队长笑着说：“人家小姑娘年纪小，身子骨弱，刚来北大荒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听了张队长的话，范桂香心里暖暖的。

在那个年代，男知青和女知青之间很少说话，都刻意保持着距离。周文兴经常帮助范桂香，别人倒是没有说闲话的，一是因为周文兴是知青小组的组长，他理应关爱帮助每一位知青。二是因为范桂香年龄小体质弱，确实需要别人关爱和帮助。

之后的日子里，不管是春耕春播，还是夏锄秋收，只要看到范桂香吃力，周文兴总会悄悄走过来，帮她一把。她对他充满感激，却不敢多想。她只是觉得，有这样一个热心的同学在身边，心里踏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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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北大荒的风吹黑了范桂香的皮肤，也练硬了她的筋骨。她学会了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里，用冻得通红的手喂猪、挑水。学会了在风沙弥漫的春天里弯着腰播种，学会了在烈日下锄草，学会了赶马车，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她也学会了坚强，不再为一点小事哭鼻子，遇到困难，她会咬咬牙，也常对自己说：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975年冬季，又到了上海知青回家探亲过春节的日子。当时回上海过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是路途遥远，要在车上颠簸三四天，特别辛苦。二是知青回上海探亲要带很多农产品，主要是黄豆、白面，也有一些大米或其他土特产，带着大包小裹挤火车，那种苦难经历没有亲身体会，真的是难以言表。

那次回上海，范桂香带了三十斤黄豆，其他物品加一起足有七八十斤。那时范桂香的体质虽然强壮了，但带着这么多东西挤火车，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回上海要在三棵树倒车，龙镇到三棵树这段还好说，在龙镇上车时，工友会到龙镇帮着送上火车，到三棵树倒车时，就要靠自己了。那次在三棵树乘车时，周文兴帮范桂香背着一个大提包，让范桂香在自己前边往车上挤。

上车时，背着两个提包的范桂香根本上不去火车，是周文兴硬把范桂香推上的火车。一路上，周文兴给了范桂香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范桂香就是从那时爱上的周文兴。可当时知青之间几乎没有谈恋爱的，范桂香也不好意思捅破这层窗户纸。

到了1978年，在引龙河农场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周文兴和范桂香也做好了返城的打算。考虑到当时回上海的人太多，托运行李都很困难，他俩到了1979年初夏才回到上海。

回到了久违的上海，城市既熟悉又陌生。高楼、弄堂、电车、黄浦江……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却又似乎变了。父母明显老了，头发白了不少。

按照政策，返城不久，周文兴被安置到手表厂当了工人，范桂香则被安置到供电所，做抄表收费员。工作稳定下来后，他们才开始认真考虑两个人的未来。

有一次，两个人一起走在上海的街头。秋夜的风吹在脸上，带着一点潮意。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还记得在三棵树上车的那天吗？”范桂香忽然问。

“怎么不记得？”周文兴笑，“你背着两个大包，差点上不去车。”“要不是你推我一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她轻声说。

“那时候大家互相帮忙是应该的。”他说。

“可你，总是帮我。”她抬头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