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起雾那天的炮声还在耳边，1894年9月17日，海风卷着硝味，旗舰“定远”的舰桥上丁汝昌扶着栏杆，人站着，心里空着，陆路出身，海上阵仗看不透，开战不到半小时人被震下舰桥，甲板上血和油混在一块，后面五个小时各自扛着，信号灯乱闪，口令传不出去，不是船不行，是人不对，铁甲舰两艘摆在那，“定远”“镇远”都硬，可指挥链像断了电。
这条线绕进京里，李鸿章身边坐着的，懂陆不懂海，海军交给陆军提督管，陆军又落到叶志超手里，平壤那一仗，一万三千对面一万六千，夜里火光一片，人马散开，五百里一路退，退的时候还报捷，电报挂出去，纸面好看，营门空了，同乡的照拂挡着风，会打的不在阵，像刘铭传这种，打过仗，见过洋务，枪炮会用，电报会用，铁路会用，煤矿会用，手里有章法，人却被晾着。
刘铭传那几年翻过台湾的山，也在炮火里站过岗，1884年的炮口对着法舰，他的人不多，不足万人，阵地稳住了，城防扛住了，回到京里话没说几句，颐和园的银子从海军账上被挪，他拦过，拦不住，心里堵着，1890年挂冠回乡，合肥卧床，朝廷再招时已经起不来，李鸿章私下有句老话，“省三若在，朝鲜必不失”，风从宫门口吹过去，不合意的面孔坐冷板凳，这条人事的冷暖跟战场是连着的。
人事翻不过去，后头就是钱袋子这道坎，翁同龢掌着户部，跟李中堂有旧事，账本合上两年，“海军已强，不再购舰”这句话留在条陈里，两年正好碰上日本拼命买船，“吉野号”本来写着中国的名，付不出尾款，被对面拿走，23节的身影穿过黄海，北洋这边最快也就18节，一追一逃，节速差摆在那。
敌情摸不清，这层纱更厚，战前日本的脚印踏进关口，地图画到村口的水井，清军案头空白，幕僚提过派人外出探路，一句“花钱”压下去，朝里还在念“蕞尔小邦”，士兵的招法靠募来吃饭，人心散着，国家观念薄，对面是义务兵制，忠君爱国的训练从学校到营门一路连起来，平壤那条街，火线冲锋，伤亡挂上去也不退，这边一触就散，阵脚没站稳，心先掉队。
买船买炮算是买到了，洋务三十年，机器箱子一车车进来，制度没进来，北洋挂着司令的牌子，没有参谋部，有军舰，没海军学堂，城门口有炮台，一到用的时候指挥不同步，陆上的名目更乱，盛军、铭军、毅军、奉军一路列下去，齐字练军、亲庆军、嵩武军还在后面，营号各自为营，训练不一，口令不一，器材不一，互相不接榫，对面一条线带到底，编制、指挥、训练全摆成统一口径。
后勤把人卡住，仓库里木箱一层层码好，枪炮型号十六种，口径从7.9到17.5拉个跨度，发弹那天，士兵手里拿着枪，子弹对不上膛，找到了也打不响，制造局账上的150万发，近七成失效或不合膛，前线火线要的是一把一弹的贴合，对面是统一配套，拉一车就是一车能打的货。
战场上的脑子还停在旧法，“保船制敌”这四个字刻在心上，北洋舰队被令不许出海决战，黄海一仗之后，船口一拐进了威海卫，海面巡不动，岸上炮台被攻，海陆对向一夹，舰队全数折在港内，这思路里看不到制海权三个字，对面是主动出击，指向明确，寻战求决。
水兵这块也漏着风，训练时间短，炮口抬的角度没人盯，定远、镇远的主炮命中率一直拉不上去，不是炮不准，是人不熟，对面速射炮的密度和准头配成一体，队形的变换像练了千遍，舰上演习从炮术到编队都有表格，有复盘，养兵千日的那句老话，落在日常的课目上才算数。
种子早种下，1888年北洋成军，账上转身就捉襟见肘，购舰停了，日本举国节省，天皇每年拨出30万日元挪给海军，内廷的人也拿首饰出来，孩子们存的零钱装在布袋里送到船厂，“吉野”“秋津洲”这样的23节把水面切开，北洋这边18节追不着，此消彼长写进吨位表。
指挥的手从舰桥上松开，丁汝昌摔伤之后的旗语没了主心骨，一字阵没人敢改，眼看着被机动分割，这不是一个人的胆量问题，是制度里缺少弹性，没有临机的参谋系统，就算换上刘步蟾也难把盘面重摆。
翻回那位刘铭传，他的手法现代，电报调度，铁路运兵，煤矿供能，训练按科目拆开，一条一条抠，台湾那仗给过样子，可他在晚清像个异类，不靠权贵，不讨好闱中，事能成，官位轻，假如让他带一线陆军，假如让他进海军建制，话能讲得更顺，可世事不走假设这条路。
结局摊开，军报写在纸上，台湾割让，白银二点三亿两，这银子换成船能摞起三十艘“定远”，换成军校能出五十个带兵的刘，钱流走，地划走，留下来的只剩教训，用人失当是表象，制度腐朽是根，人名换三轮，底下的框架不动，盘面还是那个盘面。
往前看，记住名字不只是为了唏嘘，记住刘铭传的手艺，记住翁同龢停拨两年的后果，记住“吉野号”从我们名下滑走的那张合同，记住“保船制敌”的代价，记住后勤配套与训练细节这些冷冰冰的条款是最热的护身衣，把这堆记忆化成流程、表格、演训、预算、问责，挂上墙也落到地上，人要公，事要新，路要正，体系强了，人才强，国家才强，这一条走通，海图上的风浪也能稳住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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