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秋的一天清晨，京师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实验室里还飘着酒精味。身穿灰色旗袍的学监杨荫榆举起显微镜，指着载玻片上的花粉说道：“看清楚了吗？生命的奥秘就藏在这细胞里。”学生们屏息，连窗外的电车铃声都被忽略。那一年，杨荫榆将自己从东京、哥伦比亚大学带回的教学理念，毫无保留地写进课堂，却没料到五年后，她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也成为国人议论纷纷的“争议先生”。
她的倔强早在少女时期就埋下了种子。1901年夏，18岁的杨荫榆在苏州完成一场毫无浪漫可言的包办婚礼。洞房里，她发现新郎不仅口齿不清，还对书本毫无兴趣，气得当场撕破礼服袖口。次日天刚亮，她提着箱子悄悄离开蒋府。婆婆闯进娘家厉声质问，她只回了三个字：“不再回。”这桩婚事至此作废，这位江南闺秀也自此不再踏入婚姻。
离婚带来的流言蜚语，让她更加坚定要走自己的路。1907年，她踏上前往日本的邮轮，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段时间，她常挤在狭小的宿舍里熬夜看书，为省钱只吃两餐，身边同学取笑她想当“女梁启超”。1911年学成回国后，她先在南京教书，又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讲到昆虫解剖时，她会自己取来蝗虫示范，把学生们吓得花容失色，却也听得分外认真。
1914年，北上北京，出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兼讲习科主任。她的课程表排得密不透风，早读点评、午间座谈、夜晚辅导，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钟。1918年，教育部派她赴美深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教育理论给了她极大震撼——课堂不只是灌输，学生的思辨更重要。于是回国后，她提议把“贤妻良母”课程与自然科学并列，没想到这招不到十年就让她跌了跟头。
1924年2月，教育部任命杨荫榆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授印那天，北京天空灰蒙，她在门廊下与记者合影，神情既骄傲又紧绷。新学期，她按照美国大学模式制定学分制，并将《婴幼儿护理》《家政》列为必修，显得与当时盛行的“新青年”口号格格不入。更棘手的是，秋季因江浙战争延误返校的学生多达数十人，她决定严惩——逾期者一律退学。消息贴出，校园炸锅。学生代表冲进校长室抗议，有女生拍桌高喊：“时代变了，校长！”短短数周，“驱杨”风潮席卷北平报纸头版。1935年晚年的章士钊回忆此事时摇头道：“她太刚了，缺个转圜。”
压力陡增，她在1925年8月黯然辞职，离开北京，回到苏州。卸任后的她淡泊了许多，只在省立苏州女中兼课，闲时与挚友谈论白居易诗句。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震碎了南方的宁静，11月，日军攻占苏州。驻军司令部几次派人“邀请”杨荫榆出任伪政权教育厅长，她冷眼相对，只回一句：“教育不是帮凶。”日方翻译尴尬地笑笑，讪讪而退。消息传开后，不少女学生和邻里妇女把自家细软藏到她宅子里，躲在后院山石旁避风头。她则奔走多地，质问日本宪兵队：“为何放纵暴行？”有意思的是，一位日本少尉私下里惊叹：“这老太婆胆子不小。”
1938年1月1日拂晓，两名日兵来到观前街杨宅。一个兵用生硬的汉语说：“跟我们走，谈话。”她披了件旧棉袄便随行，仆人想阻止，杨荫榆回头轻声道：“莫怕。”走到阊门外的小桥，他们忽然扣动扳机。枪声惊起乌鸦，一枪穿颈，她跌入冰冷河水。未料她会游泳，挣扎两下，那名士兵愣了片刻，又连射三发。鲜血迅速染开。
下午，做木匠活的老祝带人捞出遗体，裹以草席。市面没有合适的棺木，家属只得买来最宽的杉木板，在薄棺外又钉了一层，“双层棺”因此出现。知情街坊议论说，这是她一生硬气铸就的“护身甲”。
噩耗传往上海、北平，不少旧日同窗唏嘘。有人在给友人的信里写下这样一句：“她不是烈士，却比很多烈士更倔。”此后几年，苏州城频繁易手，杨宅门前的青石板仍隐约可见血渍，行人加快脚步，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位脾气与骨气同样锋利的女子。
数十年过去，她的学籍卡依旧存放在南京档案馆，封面留下当年自己写下的签名：杨荫榆，字季兰，江苏苏州人。笔画锋芒不弱，一如她短暂而激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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