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书上冰冷的“医疗过错占比45-55%”,对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儿来说,是医院为了经济利益而轻率决定的证据。
何女士的父亲何奎(化名)走进山东冠县人民医院时,仅仅是走路有些不稳。几个小时后,这位脑梗症状轻微的老人被建议接受一项名为DSA的脑部造影检查。
随后发生的造影剂外溢让老人陷入昏迷,一个多月的抢救后,司法鉴定报告揭示了残酷真相:医院在不需要进行DSA评价的情况下选择了这项风险手术,并在出现并发症后错误判断、继续造影,导致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01 被检查摧毁的生命
何奎的悲剧并非孤例。山东冠县人民医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在司法鉴定结论中,医疗过错与患者体质因素在死亡后果中“作用基本相当,难分主次”,医院被认定过错占比45-55%。
司法鉴定指出,医院在不需要进行DSA评价的情况下选择进行手术“欠慎重”。当患者在手术中出现并发症时,医院又错误判断、继续造影,造成患者二次严重损害。
这种专业判断失误,最终导致老人因造影剂外溢致中枢性呼吸衰竭继发肺部感染,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何女士无法接受这一结果,她的父亲原本不该接受这项危险检查。“我父亲是走着进医院的,最后却是躺着出来。”这句话道出了无数遭遇类似情况患者家属的心声。
02 过度医疗的真实代价
过度医疗的代价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生命与健康的巨大损失。一系列被曝光的案例显示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2018年,湖南长沙一名中年男子因腰椎不适就诊,被一家民营医院诊断为“严重腰椎间盘突出”,接受了多项昂贵检查和不必要的手术。术后患者症状反而加重,最终在其他医院被确诊为普通的腰肌劳损,简单的物理治疗就能缓解。
2020年,江苏一位老人因轻微头晕被诊断为“脑血管狭窄”,医生强烈推荐放置支架。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老人脑部出血导致偏瘫。后续医疗鉴定认为,老人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控制,无需冒险手术。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医院将经济效益置于患者安全之上。有调查显示,某些医院存在按检查项目提成的激励机制,导致医生倾向于开具更多、更昂贵的检查。
03 为何医疗决策偏离轨道?
过度医疗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医院的经济压力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医疗市场化趋势下,一些医院将科室收入与医生绩效挂钩。
防御性医疗也成为推手之一。医生为避免漏诊引发的法律风险,倾向于开具尽可能多的检查,形成“宁可错查一千,不可漏检一个”的思维模式。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使患者处于弱势地位。面对专业医学术语和看似权威的建议,大多数患者难以做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
04 难以辨识的医疗迷雾
对于普通患者来说,识别过度医疗如同在迷雾中穿行。医学的复杂性使得非专业人士难以判断哪些检查真正必要。
医疗决策往往缺乏透明度,患者通常只能被动接受医生建议。而医患关系中,患者对医生有着天然的信任依赖,这种信任有时会被不当利用。
患者自主权在实际医疗过程中常被忽视。知情同意书往往变成形式化流程,而非真正的风险告知与共同决策。
05 重建信任的艰难之路
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需要系统性改革。必须打破“以检查养医”的畸形模式,改革医疗机构收入结构,使医生收入与检查数量脱钩。
加强医疗行为监管同样关键。建立医疗检查合理性评估机制,对异常高频率开具特定检查的医生和科室进行调查。
提高医疗决策透明度迫在眉睫。推广共享决策模式,确保患者充分了解各项检查的风险与收益,能够参与医疗决策过程。
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也至关重要,建立独立、专业的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公正划分责任,维护患者合法权益。
一家知名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电子屏上滚动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标语。而在另一侧,医生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弹出的却是“本月科室检查收入达标情况”的窗口。
当何女士最终拿到司法鉴定书时,医院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健康筛查推广月”活动。走廊里,又一位老人被建议接受“全面深度检查”,以排除“潜在风险”。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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