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几年风声最紧的时候，江苏省里有位领导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指着对面人的鼻子吼：“名单呢？
怎么还是空的！”
在那之前，暗示早就递过去了，只要把那个整天醉醺醺的傅抱石交出来，也就是个典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所有人都觉得，这时候丢卒保车是聪明人的做法。
可对面这人脖子一梗，眼皮都没抬一下：“要抓就先抓我，别人，一个没有。”
谁也没想到，就因为这几块硬骨头，让江苏画坛成了那个荒唐年代里，唯一没被大雨淋透的地方。
你要是觉得他光是个会做官的好人，那就太小看他了。
这人的履历翻出来能吓人一跳，他是新四军出身，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上世纪50年代，他把枪一扔，转头就拿起了画笔。
这操作在当时看简直就是疯了，好好的前途不要，非去搞什么封建残余。
但天才这种事，真的没法讲理。
他在博物馆盯着那一千多年前的《步辇图》看了两眼，回家连原图都没有，硬是凭脑子里的印象给复刻了一张，连人物胡须的抖动都分毫不差。
这股子聪明劲儿要是用在钻营上，早飞黄腾达了，可他偏偏用在了“吵架”上。
1952年华东美协筹备的时候，有个大人物公开发话，说中国画就是垃圾，没存在的必要了，不如直接取消。
这话一出，底下一片死寂，谁敢触这个霉头？
结果半路出家的亚明站起来了，嗓门比谁都大，当场就怼了回去。
那时候他才多大？
也就是个二十几岁的愣头青，敢跟权威叫板，凭的就是骨子里那股没被磨平的野性。
1953年江苏建省，上面看中了他的冲劲，让他去管江苏国画院。
这活儿不好干，那时候上海那边那是真有钱，变着法儿想把傅抱石挖过去当副院长。
江苏这边为了留人，除了给待遇，最重要的就是派了亚明这个“保镖”。
这一老一少特别有意思，傅抱石狂得没边，亚明就负责给他平事儿。
为了证明国画不是只能画死山死水，1960年，亚明拉着傅抱石、钱松嵒这帮老先生，搞了一次“二万三千里写生”。
听着挺浪漫，其实就是遭罪。
经费那是真紧张，有时候连招待所都住不起。
你能想象吗？
傅抱石这种级别的大师，半夜实在没地儿睡，最后是在女澡堂子的更衣室里凑合了一宿。
那几个月，亚明就跟个保姆似的，又是安排行程，又是还要陪着傅抱石在板凳上通宵下棋解闷。
这趟苦旅虽然把人折腾得够呛，但也逼出了真东西。
到了三峡，亚明突然开了窍。
亚明偏不信这个邪，他的《川江夜色》，墨色用得极淡，扫出江水的急，但最绝的是江面上那三盏红色的航标灯。
这一笔下去，整个画面都活了，那种现代的、工业的、生机勃勃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这画后来送到北京，连叶浅予都看傻了，直呼这是“新笔墨”。
可惜啊，才华在那个年代救不了命，能救命的是人品。
运动一来，上面要抓典型，亚明就开始了“拖字诀”。
领导发火要亲自抓人，头号目标就是傅抱石。
亚明立马把脸一抹，换上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老傅这人我了解，就是爱喝两口猫尿，酒一下肚嘴上就没把门的，但他心是红的啊。”
领导点一个名字，他给驳回一个，反正就是不交人。
最后被逼急了，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那时候的人，是真的讲义气。
不光是护着傅抱石，对其他人也是一样。
书法家高二适那是出了名的穷，家里连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写字都费劲。
亚明听说了，第二天就扛了张大书桌送过去。
高二适感动的什么似的，但他不知道，那买桌子的钱，原本是亚明老婆攒了很久，准备换掉家里那张破木板床的。
后来下放劳动，有个农村孩子掉水里了，亚明连衣服都没脱，一个猛子扎下去把人捞上来，看孩子没事，转身就走了，连个名字都没留。
这人到了晚年，更是活成了个传说。
他搬到了苏州东山的“近水山庄”，那地方偏得连路都不通，也不装电话，摆明了就是不想见人。
好多权贵提着重礼想去求画，都被挡在门外。
反倒是有个穷学生，大雪天在门口冻得哆哆嗦嗦，亚明披着衣服出来，把人领进屋，还手把手地教。
这学生叫张伟，有次偷懒没画够速写，撒了个谎。
亚明没骂人，就淡淡地讲了个理：“人这辈子就像撕日历，撕一张少一张，你撕不满一百本就得走人，时间是最无情的。”
这话把那年轻人说的，脸红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这个穷学生，也成了南京书画院的副院长。
真正的教养，不是挂在嘴上的道理，是刻在骨子里的分寸。
2002年，亚明走了。
这位护了一辈子国画、救了一辈子画家的老人，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遗憾却是：“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
其实他哪知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就像他画里的那盏航标灯，在漆黑的江面上，守住了最后一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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