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河南汤阴城破。

解放军冲进指挥部那会儿,孙殿英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自我了断。

枪口都顶上脑门了,愣是没响——被手底下人给夺了下来。

这一下没死成,孙殿英的心估计是凉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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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头上顶着“东陵大盗”和“汉奸”两顶大帽子,落到对方手里还能有个好?

横竖就是个公审,完事儿吃枪子。

押到刘伯承跟前时,大伙儿都觉得这位“摸金校尉”肯定是活到头了。

可偏偏,刘伯承发话了:“留他一条命,这人对咱们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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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新鲜。

一边是军纪严明的解放军首长,一边是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的旧军阀,这“恩情”从哪儿论起?

这事儿背后,其实藏着孙殿英这辈子算得最精明的一笔买卖。

要捋顺这笔账,还得把日历翻回抗战那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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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孙殿英最难熬的日子。

仗打响了,他手里虽说攥着几条枪,但属于“后娘养的”杂牌军。

老蒋防着,日本人惦记着,同行还挤兑着。

在那个乱世,像他这种草头王,一般就俩下场:要么被嫡系吃干抹净当炮灰,要么膝盖一软给日本人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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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琢磨什么呢?

他在找有没有别的路能走。

这人是个老江湖,打河南永城混混起家,闯过码头,跟过冯玉祥、张宗昌,后来又挂在张学良名下。

能从死人堆里爬到这个位置,全靠一种野兽般的嗅觉:谁的话也别全信,谁也别往死里得罪,手里那点筹码绝不能押在一个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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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抗战那阵子,他虽说也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过仗,甚至在赤峰一带牵制过日军主力,但他心里门清,光靠硬拼,这点家底儿几天就得折腾光。

也就是这档口,他盯上了当时还不起眼的八路军。

一般军阀眼皮子浅,瞧不上这就几杆破枪的队伍。

可孙殿英眼毒,他看出了这帮人的韧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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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干了件当时看来挺多余、甚至有点犯忌讳的事:私底下跟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

不光是动嘴,还动了真格的——送东西。

长城抗战那会儿,八路军缺啥?

缺枪缺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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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手一松,一批军火就送了过去。

这点东西对孙殿英来说是九牛一毛,可对那会儿的八路军,那是雪中送炭。

这笔账,孙殿英是这么盘算的:要是八路军败了,这点东西就算战场损耗,没人查得出来;万一八路军日后成了气候,这就是一张保命的“长期饭票”。

结果证明,这大概是他这辈子回报率最高的一次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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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可别把孙殿英当好人。

恰恰相反,他做事的逻辑里从来没有“道义”,只有“利益”。

为了好处,他能把底线踩得稀碎。

这点,在1928年那场惊天动地的东陵盗宝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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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他刚投奔国民党,队伍被缩编。

老蒋对他这种杂牌军抠得很,军饷总是欠着。

没钱,兵就带不动;带不动,就得被吞并。

摆在他面前的路很残酷:要么看着队伍哗变,自己滚蛋;要么想辙捞一笔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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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眼珠子瞪向了清东陵。

那底下埋着乾隆和慈禧,说白了就是埋着金山银山。

这事能干吗?

按老规矩,挖绝户坟那是损阴德;按国法,这是掉脑袋的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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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孙殿英心里的算盘珠子就拨弄出两个字:活着。

为了遮人耳目,他扯了个“军事演习”的大旗,把周围一封锁,炸药包直接塞进了墓道口。

随着“轰”的一声响,金刚墙被炸开,成箱成箱的黄金、翡翠、朝珠、字画被搬了出来。

这笔横财,确实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但捅出的篓子也是天大的。

消息一漏,全国炸了锅,满清那帮遗老哭着喊着要老蒋杀人偿命。

这时候,孙殿英又露出了他“算账”的本事。

他把盗出来的宝贝分了几堆,该送高官的送高官,该打点门路的打点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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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个必死的死局,硬是被他用钱砸出了一条活路。

最后,在这个惊天丑闻里,他居然毫发无伤,官照当,兵照带。

但也因为这事,“东陵大盗”这四个字算是刻在他脑门上了,这辈子都没洗掉。

孙殿英这一辈子,活脱脱就是那个乱世军阀的生存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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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苦,爹死在牢里,打小在市井里混,这种底色让他对“活着”有着变态的渴望,对“规矩”有着透骨的蔑视。

他在军阀混战的夹缝里求生,今儿投冯玉祥,明儿跟张宗昌,后儿个又喊蒋介石领袖,抗战后期甚至还当过一段伪军,给日本人跑腿。

在他眼里,阵营也好,名声也罢,都是可以拿到桌面上交易的筹码。

只要能保住手里的权和命,卖什么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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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7年,这种走钢丝的杂技终于玩砸了。

在汤阴,解放军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他自杀没死成被俘虏的时候,他估摸着自己这辈子的好运道算是彻底用光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多年前那笔投给八路军的“冷灶”,在这个节骨眼上兑现了。

刘伯承那句“他对我们有恩”,不是要给孙殿英的罪孽洗地。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刘伯承是在把“功”和“过”拆开来看。

盗墓是罪,当汉奸是罪,反共是罪。

但在抗日最艰难的时候,给八路军送过枪,这是功。

杀个孙殿英容易,但记着这份“香火情”,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胸怀:只要你在民族大义上做过哪怕一丁点好事,我们就认账。

这让孙殿英捡回了一条命。

不过,躲过了枪毙,他终究没躲过自己的“债”。

长期的军阀生涯,让他染上了要命的烟瘾。

身子骨早就被大烟土掏空了。

在战犯收容所里,尽管解放军对他挺优待,还专门派大夫给治病,可他的底子已经彻底垮了。

被俘后没多久,这个在乱世里钻营了一辈子的“东陵大盗”,死在了病床上。

临死前,他开始回味自己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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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靠炸药炸开的皇陵、靠变节换来的官帽子、靠鸦片撑着的精气神,最后都成了过眼云烟。

唯独当年那几箱送出去的枪支弹药,成了他人生最后时刻唯一的遮羞布。

回头看孙殿英这个人,很难简单用“好人”或“坏人”来贴标签。

他更像是一个在这个混乱时代里,被欲望和求生本能驱使的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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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赌赢了很多把,用黄金买通了关节,用圆滑躲过了清洗。

但他最后明白的道理,可能只有一条:

所有的机关算尽,在时代的大浪淘沙面前,终究还是太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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