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目光回溯至两三百年前，你会看到怎样的广州城？答案就藏在广州博物馆新展“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穿梭在展板和文物间，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个照相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清代广州城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都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敏锐地定格在画作、图册和艺术品的纹饰之中。
本次展览别出心裁地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瞰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除了图像与影像，音乐和书籍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通的桥梁，清代西方音乐及众多外文书籍都通过广州登陆中国，成为中西互学互鉴的媒介。2026年4月23日，时值第29个世界读书日，广州博物馆组织博物馆之友、共建单位代表、文博同行、捐赠藏家、媒体记者等举行新书分享交流会。开展仪式上，我馆携手广州市越秀区的艺术家推出“丝韵千年·乐传中外”中西古典音乐体验活动，力求通过多维度展现清代广州作为中国海丝门户的魅力。展览将持续至8月23日。
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在17—19世纪之间，涵盖了中国主题绘画的初始出现阶段到摄影技术成熟的主要历史时期，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和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访华使团画师尼霍夫以意象式画作最早绘制广州城；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画师亚历山大留下了风格宏大的纪实画作。18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呱”凭借60幅手绘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一书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的视觉图像。19世纪开始，以钱纳利、博尔热为代表旅居华南的西方画家以写生式画作描绘珠三角水乡的风貌。摄影术传入后，苏格兰纪实摄影先驱约翰·汤姆逊全景式记录广州影像，19世纪后期催生出“华芳”“雅真”为代表的本土影相馆，为呈现清代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的历史风貌留下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
尼霍夫绘制《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海印石景观，1655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藏。
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画师亚历山大绘制的中国贸易船。
梅森著《中国服饰》中的插图《卖鱼》，19世纪。
博尔热绘澳门至广州河道岸边的寺庙、宝塔和村庄，双色石印，1838年。
约翰·汤姆逊摄海幢寺，约1870年。
晚清香港华芳照相馆（AFONG）摄影师黎芳拍摄五百罗汉堂，约1890年。
成套“庭呱”作品及珍贵外文古籍难得一见
展览展出了知名外销画师庭呱（Tingqua，即关联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但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还与另外一幅外销画“庭呱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庭呱活跃于19世纪30至70年代，其店铺设在广州商馆区的新中国街（New China Street即同文街）。其花鸟、室内场景和港口风光画作最受欢迎，常作为东方冒险旅途的纪念品被西方人带回陈设于客厅或会客室。
纸本水彩画《黄埔锚地》，庭呱作于约1850年。
纸本水彩画《广州商馆区》 庭呱作于约1850年。
除各类材质的影像展品，展览甄选了与广州相关的珍贵西方游记或中外交流专题书籍配套展出，其中包括18世纪末出版马嘎尔尼访华使团相关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使来华记》及使团画师亚历山大出版的《中国服饰》；托马斯·阿鲁姆著《中华帝国图景》的1842年英文版和1850年的法文版，罗伯特·福琼著1852年出版《中国茶叶之乡纪行》，1771年出版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著《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等，展出的古籍本身在中西交往、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少书籍的版本相当早，大大提升了展览的学术价值。
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年。
世界的“广州”，广州影像背后的文明互鉴历史进程
从1757年开始至鸦片战争前，广州成为西方商船往来贸易的唯一口岸，由此成为当时中国与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清代的广州，不仅是中国的广州，更是世界的广州，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窗口。广州影像背后，折射着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
尼霍夫金属刻版画《广州牌楼》，1746年。
17、18世纪以来，以亭台楼阁为代表的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在欧洲陆续兴建，成为“中国风”艺术在欧洲发展的重要表现。广州作为西方人能够亲身游历的首要中国口岸城市，珠江两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和莲花塔，以及城中的牌楼、行商花园、岭南园林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展览以伦敦邱园模仿建造中式塔为实例，结合广州亭台、牌楼等典型建筑的画作，展现中国造园及建筑文化向全球传播的过程。
伦敦邱园（Kew）内的中式塔，1763年，by William Marlow。
除此以外，以广州地域为桥梁的图像和专著，也蕴含着改变人类认知和世界格局的重要信息。展览展出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的《中国茶叶之乡纪行》，他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深入中国东南茶乡，在他的主导下，中国茶叶及制茶技术成功移植至印度、斯里兰卡，并最终扩及全球，改变了全球茶叶种植和消费格局。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曾任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著有《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他在广州收集了六百余份植物标本，并运用科学分类法记录数百种中国植物，对当时的植物科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罗伯特·福琼著《中国茶叶之乡纪行》，1852年。
乐声穿越丝路千年，中西乐器奏响广州繁华
开展仪式上，“丝韵千年·乐传中外”中西古典音乐演奏会以众多家喻户晓的乐章让观众领略清代广州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居留于广州及周边地区，建立教堂、教会学校，以钢琴为代表的西方音乐逐步传入广东并传播开来。万历年间，利玛窦经由澳门到广东建立教堂传教，对西方曲调作一定汉化后形成《西琴曲意》献给朝廷，同时还进献八音琴、西琴、风琴、天琴、铁琴、翼琴、竖琴等西洋乐器，万历皇帝曾下令由教坊司指派4名太监学习演奏。
康熙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徐日昇等人不但进献西洋乐器，还担任康熙皇帝的宫廷音乐教师，为他讲解西洋乐理。康熙皇帝更下令在皇宫中组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弦乐团，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也曾是乐团成员之一，他的音乐才能得到康熙皇帝高度赞赏，并完成了中国刊行的第一部汉文西洋乐理著作《律吕正义·续编》。乾隆时期，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茉莉花》等中国民歌被使团成员介绍到了欧洲，随之名扬欧洲，成为了西方人中国情节的音乐载体。此次演奏会也带来了德理格唯一已知的作品《奏鸣曲—小提琴独奏和通奏第一号第一乐章》——献给康熙皇帝的奏鸣曲，以及歌剧选段《图兰朵—东方升起的月亮（茉莉花）》。
演奏会上，众多经典岭南音乐的旋律也随竹笛昂扬，琵琶幽咽，胡琴低吟而悠悠响起。《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集中展现了晚晴至民国时期沙湾地区引领广东音乐发展的新气象，《步步高》则蕴含着广东人民积极向上，乐观实干的情怀，自民国诞生之初边借鉴了西洋音乐元素，为后世传统岭南音乐的与时俱进提供精神源头。
作为一个展现区域文明与全球互动的持续而鲜活的样本，广州故事自千年前开始述说，图像、影像、书籍和音乐，都见证着广州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以及对世界发生着深远影响和作用。“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作为广州博物馆2026年城市历史文化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过四分之一的展品为最近几年新征集的文物精品，并融入了20多年来我馆征集外销艺术品过程中对广州贸易体系、城市史、外销艺术史的认识和探讨，彰显了广州博物馆与公众分享文物征集成果，促进文化传播，讲好广州故事的初心和使命所在。
展讯——
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
展期：4月25日—8月23日
地点：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周佩文 通讯员 邓玉梅 李明晖
图片由广州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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