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盛夏,抚顺战俘营的大门缓缓打开。

那个名叫鹿田正夫的日本人,背着行囊,结束了漫长的十年改造,踏上了回日本的船。

等到在老家安顿下来,翻开他的日记本,你会发现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身影,频繁出现在字里行间。

让这个曾经的侵略者念念不忘的,并非什么威名赫赫的战区司令,不过是个连名号都没查清楚的小连长。

鹿田正夫在纸上写下两个极重的词来定义此人:“真正的武士”、“一生敬畏”。

这事儿透着古怪。

要知道,鹿田当年可是日军第39师团的情报头子,经他手审讯过的俘虏多如牛毛。

能让这种老牌特务在十几年后还怕得手抖的,绝不是单单靠“不怕死”三个字就能做到的。

毕竟在战场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多了去了。

可这位连长在1944年8月10日那个下午的举动,彻底粉碎了鹿田正夫的三观。

把时针拨回那一天,地点是宜昌城外。

一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刚刚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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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39师团正在清理残局,就在一条满是淤泥的水沟里,他们捞出了一个只剩半口气的中国军官。

按理说,对于搞情报的鹿田来讲,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舌头”,价值连城。

可就在抬人的时候,出乱子了。

鹿田刚挥手让手下把人弄走,一名日本兵突然像是见了鬼一样尖叫起来:“病毒的干活!”

话音未落,两个抬人的士兵像是触了高压电,瞬间撒手,把重伤员狠狠摔在泥地里。

这两人连滚带爬地退到老远,抓起地上的烂泥疯狂搓手,恨不得把皮都给搓下来。

这一出闹剧,直接把第39师团在宜昌干的那点缺德事儿给抖搂出来了。

鹿田是行家,他黑着脸走过去,用刀鞘挑起那个连长的右裤腿。

那一瞬间,寒气直冲脑门。

那条小腿哪还是肉长的,又黑又紫,烂得不成样子。

这根本不是枪炮伤,而是典型的炭疽菌感染特征。

那个鬼叫的士兵没看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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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拿下宜昌,兵力捉襟见肘的第39师团,丧心病狂地砸下了差不多200枚毒气弹和细菌弹。

眼前这个连长,就是中了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照常理推断,染上炭疽,又在脏水里泡了大半天,人早就该昏死过去了。

可这位倒好,硬是拖着这条烂得快掉下来的腿,在水沟里打阻击,硬生生把手下的弟兄们送出了包围圈。

鹿田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快:这是块硬骨头,更是一条大鱼。

一场关于“价码”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

人被带回营地,鹿田摆出一副谈判的架势。

到底是老特务,鹿田心里门儿清,动刑那是下下策,攻心才是王道。

他手里攥着三张王牌,每张都瞄准了人性的软肋。

头一张牌叫“活路”。

鹿田拍胸脯保证,只要开口,马上找最好的军医治腿。

对于一个疼得死去活来、眼看就要截肢的人来说,这条件太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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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牌叫“官位”。

许诺个“皇协军营长”当当。

从阶下囚摇身一变成营长,保命升官两不误。

第三张牌叫“富贵”。

每月三千块现大洋,外加两个漂亮女人。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笔钱足够几辈子吃喝不愁。

这笔买卖,鹿田算得精明至极:用这三样换第75军第6师的布防图,简直是一本万利。

谁承想,坐在对面的连长,反应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他不骂人,也不绝食。

你端酒来,他喝;你送肉来,他吃。

这种“配合”一度让鹿田觉得有门儿。

可只要话题一拐弯,扯到部队情报,这人立马变成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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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急眼了,他就冷冷地回五个字:“我是抗日的中国人!”

这招“软刀子杀人”,比指着鼻子骂娘更让鹿田抓狂。

连长的算盘打得更精:吃你的喝你的,那是为了攒劲儿跟你斗;想让我精神投降?

做你的春秋大梦。

几个回合下来,鹿田明白了,自己的那些诱饵在这个人面前全是废纸。

对方心里那杆秤,称的不是个人得失,是家国天下。

就在鹿田恼羞成怒准备上刑具的时候,进来了一个人。

近藤,第39师团的随军军医。

这家伙一露面,性质全变了。

如果说鹿田还把连长当个人,想做笔交易,那在近藤眼里,这就是个活生生的“实验材料”。

近藤张口就要人,理由冠冕堂皇:既然嘴撬不开,那就榨干最后一点“医学价值”。

鹿田点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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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刻,他亲手把一个值得敬重的对手,推进了万丈深渊。

接下来的一幕,发生在该联队本部的所谓“手术室”里。

这哪是救死扶伤,分明是披着白大褂的屠宰场。

连长被死死绑在台子上,那条烂透了的右腿暴露在无影灯下。

近藤切了一小块肉放在显微镜下瞅了瞅,确认炭疽菌已经入骨。

得锯腿。

正经截肢,好歹得有麻醉、止血、消毒这套流程吧?

可近藤手里攥着的,是一把普通的木工锯,也就手柄上缠了块白毛巾,锯条上喷了两口酒精。

麻药?

压根没准备。

鹿田站在边上看着,心里居然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滋味。

他凑到连长耳边,做了最后的试探:“这时候点头还来得及!

过了这村没这店!”

这是最后通牒。

只要松口,麻药针就能扎下去,苦难就能结束。

连长那双眼珠子红得都要滴血,死死瞪着鹿田。

剧痛让他几乎虚脱,可从牙缝里崩出来的,还是那句硬得像铁一样的话:

“我是抗日的中国人!”

谈判崩了。

刺耳的锯骨声在房间里炸响。

那种疼,常人根本没法想象。

钢锯撕开皮肉,硬生生挫在骨头上。

连长疼得惨叫,昏死过去,紧接着又被疼醒。

近藤锯得满头大汗,累得手酸,换了个实习医生接着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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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酷刑,持续了整整十几分钟。

围观的不光有鹿田,还有十几个实习卫生兵。

这帮年轻的日本军医,脸上看不出一丁点同情。

相反,他们凑上前,像在鉴赏古董一样,指指点点,一脸兴奋。

近藤一边擦汗,一边得意洋洋地给学生上课:“这回咱们皇军一口气扔了200枚毒气弹,起码干掉了几万人!”

听听这口气,哪有半点对生命的敬畏,全是杀人杀出了优越感。

腿锯完了,连长只剩游丝般的一口气。

按照“废物利用”的强盗逻辑,近藤没打算停手。

他抄起手术刀,准备搞活体解剖。

这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那套把戏,如今被搬到了第39师团的前线。

刀锋划开皮肤,五脏六腑暴露在外。

近藤指着内脏,给实习生演示炭疽菌是怎么在人体里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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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惨无人道的解剖,又折腾了一个钟头。

连长终于咽气了。

但他死后的那副模样,让在场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后背发凉。

他的眼睛瞪得滚圆,哪怕心跳停了,那目光依旧像锥子一样,死死钉在眼前的军医身上,钉在鹿田正夫的脸上。

就在那时候,手术室里爆发出军医们的欢呼——他们在庆祝搞到了一份完美的“标本”。

可鹿田正夫却在这欢呼声里,感觉浑身冻得发抖。

他嘴里嘟囔着,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充斥着血腥味的地方。

那一瞬间他突然悟了,为什么金山银山、高官厚禄都收买不了这个中国连长。

因为在这位连长心里,有样东西比三千大洋重,比营长的乌纱帽重,甚至比这条腿、这条命都要重。

鹿田正夫虽说是敌人,但他看懂了这种东西。

所以后来写日记时,他没用“顽固”或者“愚蠢”这种词,而是用了日本武士道里最高的赞誉——“武士”。

十二年后,鹿田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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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忆录里记下这段往事,不光是为了赎罪,更是为了记录那种让他“一生敬畏”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让那些武装到牙齿、手里攥着毒气弹和手术刀的侵略者,在精神层面上输得底裤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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