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他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和同事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向同事借了五块钱，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没有人知道，这是这位国学大师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两个小时后，他在昆明湖鱼藻轩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五十一岁的生命。他的口袋里只有一封写好的遗书，开头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心酸破碎的文字之一。
不如意事常八九
王国维的一生，几乎从未有过真正的快乐。他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四岁丧母，从小由祖母和姑母抚养长大。
这样的家庭让王国维性格内向而敏感，再加上他体弱多病，于是更加不善于与人交往，只能在书本中寻找慰藉。
上天给你关上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王国维先生不愿交际，但是读书上天赋异禀。先生十七岁考中秀才，但此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
科举的失败，让王国维彻底断绝了仕途的希望。然而仕途不顺利，家庭又再生变故，在他二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不久后妻子也因病离世，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
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王国维的性格变得更加悲观孤僻，也让他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命运的捉弄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生活的苦难没有压垮王国维，反而让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
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王国维评价自己的精深研究很快在学术界声誉益隆。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就在王国维的学术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
武昌枪响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对于王国维这样的传统文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灭亡，更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
由此，王国维一直以清遗民自居，留着辫子，拒绝接受民国的官职。1923年，他应溥仪的邀请，担任南书房行走，成为末代皇帝的老师。帝师的身份这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也是他最后的精神支柱。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件事对王国维打击极大，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甚至想要和其他遗老一起投河自尽。
电视剧《老酒馆 》中的大内侍卫那正红费尽家财只为了见上当年皇宫旧人一面，这种东西实际上不能用简单的思想忠诚来评价，而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就像一些退休的老工人对单位念念不忘一样。
世间已无牵挂
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失去了帝师的身份，家里又有噩耗传来，他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逝，年仅二十七岁。
王潜明是王国维最疼爱的儿子，也是他最寄予厚望的继承人。儿子的去世，让王国维悲痛欲绝。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和自己的恩人兼知己罗振玉，因为儿媳的赡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罗振玉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女儿，还公开和王国维决裂，断绝了所有的联系。罗振玉是王国维一生的贵人，他不仅资助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还和他一起开创了甲骨学。这次决裂，让王国维彻底陷入了孤独和绝望之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除了政治和家庭的打击，学术上的孤独也让王国维感到无比的痛苦。他看着身边的学者都在追逐新学，抛弃了传统的学术和道德。
王国维身下的学生渐渐都转向了西方的学术体系，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和研究。他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走到了尽头，时代已经不需要他这样的传统学者了。
王国维曾经对朋友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读书人了。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比任何物质上的苦难都更加折磨人。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平静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上七点起床，洗漱完毕后和家人一起吃了早饭。然后他步行到清华大学研究院上班，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他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和研究院的秘书谈了下学期的招生计划。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王国维向同事借了五块钱，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他在鱼藻轩的石凳上坐了很久，然后整理好衣服，纵身跳入了昆明湖。
等到园丁发现他的时候，王国维的头已经埋在水里，后背的衣服还没有湿透。他求死的决心如此坚定，以至于水深只有一米多的昆明湖，竟然成了他生命的终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国维死后，学术界和文化界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先生认为王国维的死，不是为了一个王朝，而是为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说，王国维是“学界第一人”，他的死是中国学术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其实，王国维之死，主要是世上已无牵挂，心死之下，万事没有意义，又有何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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