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车停在三旺冲村外。乡路泥泞，早起的露水把土路打得湿滑，几十名乡亲早已守在村口。锣鼓声中，乡亲们簇拥着一顶新刷油漆的木轿，硬要将这位如今的开国上将请上轿子。杨得志摆着手，嗓音沙哑：“我当年就是抬轿子的穷娃子，可不能让乡亲们再替我吃力。”乡亲们却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得志，你为国家拼命，这是咱们的一点心意。”场面温热又倔强，最后他的外甥女被哄上轿，众人方才作罢。将军扯着裤腿，和大伙踩着泥水往前走，打趣说：“让我也体验一下当年抬轿的滋味。”笑声里，有泪在眼眶里打转。
一路寒暄，他听到了许多刺骨的消息。村支书告诉他，插秧的犁田多了，可欠收的年份仍让人手里拮据；炊烟虽起，锅里常是红薯藤。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有人悄悄递来包袱，塞进他手里：“这是乡里的一点土特产。”打开一看，只是豆豉和辣椒。他揣回怀里，说等回到西北，也要让战士们尝一尝家乡味。
行至杨家老屋，斑驳灰墙依稀照见当年穷苦光景。木门“吱呀”推开，院子里落叶厚得没了脚印。杨得志昂首喊：“爹——娘——大姐——”声音回荡，却无人应答。妻子申戈军察觉不对，轻声安慰，两名女儿紧紧挽住父亲衣角。几个老人低头站在一旁，神情黯然。终于，村里的老族伯走上前：“得志啊，你爹……还有大姐、二姐、海堂，都不在了，被国民党兵害了。”话音一落，杨得志一个踉跄，扶着门框才站稳。他喃喃：“儿子大不孝，终究还是来迟了。”
悲恸压得人几乎不能呼吸。短暂昏厥后，他在妻子搀扶下坐在堂屋门槛，木窗透进的日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十多位乡亲默默陪在一旁，只有偶尔的抽泣声。过了许久，他擦干眼泪，低声说：“我欠父母一声道别，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赶上。”这一句自责，像是把二十余年的枪林弹雨全都化作利刃，割在自己心头。
情绪平复些，他提出去祖坟上香。荒草如林，坟茔寂静无声。墓碑上刻着父母和大姐二姐的名字，他点燃三炷香，跪了整整半个时辰。夜风凛冽，他却浑然不觉，低声絮语着旧事：母亲怎样端来稀粥，父亲如何把铁锤砸出星火——皆是童年的底色。起身时，他掸去膝头尘土，拉着女儿叮嘱：“记住家里人，记住咱的根。”
第二天一早，他翻山涉水去拜见在隔壁村子的胞姐杨桂泗。女人已年过五旬，布衣粗裙，额角银丝，她听说弟弟回来了，一路小跑迎出来。姐弟四目相对，沉默半晌，终是抱作一团。桂泗姐红着眼，却笑着拍他的肩：“瘦了，但精神头不减当年。”杨得志执她双手，声音发颤：“嫂子和娃儿可好？”“都好，你别挂念。”几句话，道尽天涯离乱。
姐弟长谈直到炊烟再起。桂泗姐翻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那是1935年秋她收到的弟弟在陕北的合影，照片背后还有一行小字：“孩儿未辜负乡亲所托，已任红军团长。”这张照片，她小心藏在夹墙里二十多年。她递给杨得志：“那会儿，咱家若是让保长搜到，全家都得吃枪子。可我得留着它，等你凯旋。”将军眼里再度泛红，却强忍着情绪把照片揣进军装内袋。
谈及哥哥杨海堂，气氛又沉了下去。1926年底二人一同投奔北伐军的情景仿佛昨日。那时兄弟俩只领到一根梭镖头，杨得志不服气，说总有一天要夺枪。不到两年，兄弟已在来水桥倒下，年仅二十出头。他咬牙追忆：“当我赶到河岸，只捞起一顶被血浸透的草帽。”桂泗姐抬手替他拭泪：“海堂在天之灵，会为你自豪。”
有意思的是，这位上将并未因丧亲之痛而沉溺悲怀，第三天清晨，他核对了当地区干部提供的统计册：全县适耕荒地两万余亩，水利设施破败，复员兵待业八百余人。他一页页看，边看边记。村支书感叹：“得志还是那股子拚劲，一宿不睡。”他合上笔记本：“老区跟我打了20年交道，得给点实在的回报。”
午后，他来到南洲垸。这里曾是日军入侵时的烧杀之地，如今满眼坍圮房垣。杨得志指着废墟：“这里要修水渠，先保灌溉，稻子育得好，吃的就稳。”随行县干事连忙记录。将军又吩咐：“复员兄弟要安排进林场、修路队，别让他们游离。”这番部署后来写成详细提案，随他带回西安，成为中央审批的湘东新区重建方案的基础之一。史料记载，该计划次年春便启动，三旺冲周边旱涝保收的良田陆续成型。
五天探访转瞬即逝，返程前夜，乡亲们自发围在杨家老屋点起篝火，高腔山歌此起彼伏。有人递来一碗米酒，他只抿了一口便还回去，轻声说：“我还要赶回部队，枪不离手，酒暂且免了。”轮到告别时，他取下肩章递给一位少年，“好好读书，将来当比叔叔更好的兵。”少年攥着星形领章，泪水噙在眼眶。
天色微亮，军车再度发动。车窗外的茶山在薄雾里后退，杨得志回望老屋，低声呢喃：“爹，娘，得志告辞。”车子驶上湘江大桥，他掏出那张旧照片，看了几秒，又郑重放进上衣内兜。副官悄悄听见他自语：“这辈子欠亲人太多，唯有把国家打理好，才算尽了心。”
此行株洲，只五日，却让这位将星重新丈量了故土沉重的分量。丧亲之痛与赤子之心交织在一起，把一个驰骋沙场的军人推向更高的责任坐标——守护万家灯火，也告慰家山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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