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居住在一家厂矿企业的家属区。有户邻居，他们家大女儿嫁到上海去了，可能是婆家太穷，只能隔三差五地带着孩子回娘家打秋风。
我那三四岁的儿子与他们家孩子差不多大，经常在一块玩。可是，总是玩着玩着，就被他们家三女婿把孩子强行带走了。
那个三女婿，其实还没有正式过门，可能要在未来老婆面前表忠心吧，抱着孩子边走边说：“别跟这里的土伢子玩，好好的一口上海话又变成一口樟树土话了！”
这不是神经病嘛！他自己看不起自己也就罢了，居然还嫌弃我儿子。为了提高自身“上海人姨妹夫”的身价，居然用这种贬低我儿子的方式，莫不是脑子里缺根弦的“禅头（傻瓜）”？
他们这一代矿工子弟，父母大部分是20世纪70年全市农村的“基干民兵”，因为本地发现了大型盐矿，这些民兵参加会战后，就留下来当了工人。
也就是说，他们祖孙八代都是乡下人。我是真不知道，这种人是一种什么奴才与弱者心态，居然要如此讨好一个养不活自己老婆儿子的上海人。
其实，这种所谓的“慕强”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本来，“慕强”是好事，起码可以让人有向上的动力，当然，纯粹的讨好与依附不叫“慕强”，是刻在骨子里的卑微。
我在乡村教师，普通话是“一级乙等”，做个地市级播音员应该没问题。可是，我这个教了几十年语文的老师居然也碰上了一头怪物。
虽然我是老师，但是在与家长打交道的时候，一直都用方言交流。因为我担心，使用普通话会交流，会形成一种不该有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这种换位思考的细节化处理，我自认为还是得体的。直到有一天放学后，我骑着电瓶车出来，被一个穿着露脐装的女的拦住。
她瞥了一眼我的电瓶车，指着身边那个我们班的小女生，操着普通话问我孩子的学习情况。听着她半土半洋的洋泾浜普通话，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问孩子，这个趾高气昂的女的是谁。孩子说是她姑姑，因为父母今天有事……
还没等孩子介绍完，那个女的就打断了：“哎呀，故乡的学校还这么落后啊！人家广东村小的语文老师都会说普通话！”
哦，明白了！这个女的在广东某个乡村工厂打工，那儿的小学语文老师会说普通话。
当然，其他科目的老师会不会、她是不是因为嫁到那儿生儿育女了，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老师，我一律不清楚。
得了，既然是学生家长有要求，那我就用国语和她交流吧。可是，她嘴里总是时不时的蹦出一两句“八里锅（很糟糕）”“切里货（完蛋了）”等标准方言，我一时之间居然有些恍惚。
我真的有时空错乱的感觉，是不是那个上海人的姨妹夫“夺舍”了？我能理解她因为身在广东工作，自我感觉见多识广的优越感，但是我实在受不了她的装腔作势。
于是，我跟孩子说，“老师有点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让你爸妈来找我。”说完之后，不管那个女的一连串“诶！诶！诶！”的叫喊声，我就扬长而去了。
现在，只要你走到小孩子比较密集的游乐场，或者进入熙来攘往的大卖场，你会发现，年轻一代父母跟孩子交流几乎都用普通话，孩子之间也如此。
很多孩子也许是在爷爷奶奶的影响下，能听懂方言，但是不会说。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比如，在我们的方言中有很多“无用之用”的客套话，如果孩子不懂，就容易输在起跑线上。比如，“恰里么”，翻译成普通话是“吃了么”，问的人百分之一万没有请你吃饭的意思。
你带上一点小礼品上别人家做客，主人说“来都来哩，还带诗哩东西”，听着有责怪你带礼品的意思，但如果下次你真的两手空空上门拜访，主人心里肯定会觉得你不懂事。
如果一点方言都不懂，别人喊你一句“禅头”，你搞不清他要表达的是亲昵还是嫌弃，说你“哄娘撤伢（满嘴谎话）”就已经是很严重的指责了，你在他心中的可信度已经渐趋于零了。
孩子如果不懂这些，成长的道路上就会缺少一些底蕴。而普通话的学习与运用，完全可以通过上课、参与活动去实现。毕竟，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专业播音员。
而且，普通话不仅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很多学生缺少了“乡情”的滋润，他们不知道自己爷爷所在的村庄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乡镇、哪个村委。
他们还不知道奶奶的弟弟、爸爸的表哥表姐怎么称呼，真的是“一表三千里”。他们在父母强势要求下，不仅丢弃了方言，也丢弃了血脉相连的亲戚。
假以时日，大江南北的人都只会说普通话，长城内外的人都不认识三代以外的亲戚，我们就真的现代而文明了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的，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大家需要掌握普通话，用以正常交流。但是，月亮底下，母亲一声“伢子，回来哩么”的呼喊声，还能勾起你的乡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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