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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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一个叫大竹篷的村子里,来了一队研究者。

他们在蒋家的祖坟里,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的不是汉字,是两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符号——笔画锋芒错落,像某种失传已久的文字。

那是契丹小字。

大竹篷是个普通的滇西农村,村民说云南话,种稻子,养猪鸡。这块碑,把一段沉没了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从地底下顶了上来。

契丹人,曾经是整个中原的恐惧。

“契丹”这两个字,在宋朝人耳里是边患,在中亚商旅耳里是“中国”的代名词。俄语里中国至今叫“Китай”(基泰),就是从“契丹”音译过去的。这个民族从西拉木伦河边的草原崛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辽,兵锋打到燕云十六州,让宋朝百余年来割地纳岁币,不敢北望。

辽国鼎盛时幅员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治下有汉人、渤海人、女真人和本族契丹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并行;有自己的宫殿、大帐;有自己独特的图腾祭典。《辽史》里记着:“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

白马青牛,是契丹最古老的起源传说。一个骑青牛的姑娘与一个骑白马的男人,在辽河与土河的交汇处相遇,繁衍出了契丹八部。这个图腾,契丹人用了几百年,每次出征都要祭它,提醒自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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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一切,在1125年戛然而止。

金国铁骑从北方涌来,辽天祚帝仓皇出逃,在应州的大雪里被俘。辽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没有死在宫廷,没有死在沙场,而是以阶下囚的身份被押往上京,封了个闲散的王号,就这么熬到死。

辽亡了。

亡了之后,契丹人去了哪里?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谜题。辽国鼎盛时人口超过七百万,可金灭辽之后,史书里的契丹人就像一阵烟,散得极干净。

去向大致有几条。一部分随耶律大石一路西迁,打到中亚,建起了西辽,撑到1218年被蒙古大军碾碎。一部分被女真人吸纳同化,慢慢淡入了金国的人口里。还有一部分,在蒙古崛起后投靠成吉思汗,随军东征西讨,成为蒙古帝国里的一支力量。

云南这一支,走的是第三条路。

1253年,蒙古忽必烈奉大汗蒙哥之命,带着大军南征大理。大军从宁夏出发,沿横断山脉一路南下,奇袭大理国。这支队伍里,有相当数量的契丹士兵——金亡之后,大批契丹人转投蒙古,随军向南、向西打遍了半个亚欧大陆。

大理国撑得并不久。1254年,大理灭国。

战后,蒙古人需要在云南留守、维持统治。一批士兵就这么被安置在滇西各地,其中有一支奉命驻守今天保山市施甸一带的队伍,带队的是契丹将领。他们驻下来,和当地人通婚,种地,没有再走。

当地人管这些外来的驻守者叫“本人”。

“本人”是个很有意思的自称。不是契丹,也不是蒙古,更不是汉族,就是“本人”——本地的人,本来的人。这个称呼里,有一种模糊的归属感,也有一种有意识的模糊:我们是这里的人,但又不只是这里的人。

几百年过去,这一群人和周围人通婚,渐渐说汉话、穿汉装、用汉姓,从外表上看,和云南任何一个农村没有区别。可一些细节,悄悄留了下来。

大门朝东。

施甸木瓜榔村、大乌邑村一带,家家户户的大门统一朝东开。汉族民居讲究坐北朝南,这个方向在这里是例外。村里老人说,门向东,是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是光明的方向。研究者知道,这是契丹风俗——契丹人崇拜太阳,宫殿、宗庙、大帐,历来朝东。

祭祀时食生肉。

这也不是云南的饮食习俗,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遗留。

还有施甸县木榔村一座宗祠,正门上挂着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

耶律,是契丹的皇族姓氏,辽国皇室皆姓耶律。这副对联,把“耶律”和后代改的汉姓阿、莽、蒋并列写在一起,两段历史就这么被钉在同一块牌匾上,谁也没有拆。

宗祠二楼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图:一头青牛,一匹白马,站在辽河边。

和《辽史》里记着的那个图腾,是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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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图腾和风俗,终究只是间接证据。

把这件事坐实的,是DNA。

199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联合内蒙古、云南两地的民族研究机构,在施甸县采集了“本人”的血液样本,与内蒙古赤峰、辽宁阜新出土的辽代契丹人骨骼DNA进行比对。

结果: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在线粒体DNA上高度吻合。

达斡尔族,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契丹直系后代,主要聚居在内蒙古东部。

这不是附会,不是神话,是分子生物学的结论。

语言也留下了痕迹。内蒙古社科院语言学家陈乃雄,整理了“本人”口语词汇中共计326个词,与达斡尔语、蒙古语、满语逐一比对,发现其中超过100个词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达斡尔语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施甸某个老人偶尔脱口而出的某个词,和内蒙古草原上达斡尔牧人说的某个词,原来是同一个词。只是两边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支没有彻底消失?

同样是随蒙古军队南下的契丹人,散布各地的大多数,都在汉化浪潮里消得干净,改了汉名,说了汉话,两三代之后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了。而施甸这一支,偏偏把大门朝东的习惯守了八百年。

我们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地理。施甸在滇西深山,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经济重镇,历代王朝对这里的控制相对宽松,少了外部的强制同化压力。偏远,有时候是保存记忆的最好方式。二是宗祠。那副“耶律庭前千株树”的对联就挂在那里,每一代人来祭祀,都被提醒一次:我们从哪里来。姓可以改,话可以换,但对联没人动它。

今天,施甸一带的“本人”约有十五万,其中保山施甸县约九万。他们种玉米,养鸡,骑摩托车,和云南任何一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区别。大多数人已经说不清自己是“契丹后裔”,那些词汇里有多少阿尔泰语系成分,也没人在意了。

2017年,记者来到施甸拍摄报道。

一位七十多岁的蒋姓老人站在宗祠门口,被问到自己是哪个民族。

老人想了一下,说:我们这里,叫本人。

记者再问:本人是什么?

老人没有正面回答。他转过身,指着那幅青牛白马图,说了一句:

这画,我爷爷的爷爷就挂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