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一位32岁的河北考生一举夺魁。

这位“末代状元”名叫刘春霖，他的科考之路，属实有些艰辛。

刘春霖与弟弟刘春堂，自幼勤学苦读，被任职小衙役的父亲寄予厚望，全家都指望这两兄弟光耀门楣。

在1903年的科考会试中，刘春堂考中了进士，而刘春霖却名落孙山。

科举考试每三年一届，这次落榜也意味着，要参加下次科考，刘春霖必须等到1906年。

然而当时，晚清政府已经在商议，拟取消八股取士的文人科举制度，将人才选拔的重心放在实业技术人才上，试图进行最后的自救。

巧合的是，1904年恰逢慈禧七十大寿，特增一场恩科，这才让刘春霖搭上了中国1300年科考制度废除前的末班车。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面对极有可能是最后的入仕机会，刘春霖一鼓作气，拿下了殿试第二名。

排在他前面的，是广东考生朱汝珍。

慈禧钦定状元归属时，两人的命运，竟因各自的姓名而改写

先说朱汝珍，朱字触了当时白莲教“反清复明”的霉头，珍字又犯了“卖官鬻爵”的珍妃这一忌讳，让慈禧颇为不悦。

再加上他还是广东人，是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同乡，可谓是把慈禧所有的雷区踩了个遍。

而刘春霖的名字，代表着春天的一场及时雨，慈禧心想，兴许他就是解救清廷困境的救星。

就这样，凭借一个吉利的名字，刘春霖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开启了他尴尬的晚清仕途。

状元及第后，刘春霖获得了翰林院修撰的职位，还被清廷送去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知识。

然而回国之后，他依旧未能被委派重任，只是做各所新式学校的监督提调，未能拥有政治权力行使资格。

清朝灭亡后，失去了朝廷的铁饭碗，身无一技之长的刘春霖，只能靠“卖字”维持生计。

当时，有个名叫加藤日本人，在京城新开了个“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产自行车。

为了附庸风雅，他十分希望能有个名人为自己题写牌匾。

某日加藤听说，前清的最后一个状元，如今沦落到只能靠“卖字”为生，这让他兴奋不已。

加藤心想：有了“状元题字”的噱头，车行肯定名声大噪。

他一刻也不犹豫，当即赶到刘春霖家中，请他题写匾额。

然而，他刚说明来意，便立即遭到了刘春霖义正言辞地拒绝。

只见加藤眼珠一转，不慌不忙地赔笑道：

“不好意思，一时着急，忘了带礼物。”

说完，加藤便从皮包里拿出了四根金条，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笑呵呵地说：

“只要你为车行题写牌匾，一字一金条，刘君意下如何？”

刘春霖当即冷笑两声，直接将金条扔了出去，说道：

“中国人的字，别说一字一金条，就是一字一金山，你也求不来！”

加藤本想发火，可想到刘春霖毕竟是个名人，自己还要在中国做生意，只好作罢，灰溜溜地拿着金条跑了出去。

其实，这也不是刘春霖第一次受到为日本人做事的邀请。

早在北平刚刚沦陷的时候，老同学王揖唐便把目光对准了他。

王揖唐与刘春霖是同科进士，后来又一起去日本留学，曾经交情甚笃。

然而，当年日军刚攻入北平，王揖唐就摇身一变，成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做起了卖国勾当。

为了找人来给伪政府撑场面，王揖唐一早就在日本主子面前，把邀请刘春霖担任伪职的任务揽了下来。

1937年秋，王揖唐穿着日本军服，拎着大包礼品，晃晃悠悠地来到刘府，请刘春霖出山。

王揖唐的所作所为，刘春霖早就听说过，但念在旧日同窗共事的交情，还是笑脸相迎。

王揖唐这人，也是真耐得住气，自打见面后二人就大谈交情、书法，绝口不提请刘春霖出任伪职的事情。

聊了一个多小时后，王揖唐终于露出狐狸尾巴，话锋一转，说道：

“仁兄才华胜吾十倍，望兄为我维持政务，感激不尽。”

刘春霖一见，果不出自己所料，当即将热茶泼了王揖唐一身，怒道：

“你从此我恩断义绝，我绝不当日本人走狗。”

恼羞成怒的王揖唐，马上带着日本兵将刘府的文物、藏书一扫而空。

刘春霖看着自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不禁感慨道：“无论如何，汉奸不能做！

晚年的刘春霖，立誓再不出世，整日居家研究古文学、金石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虽未能像其他状元一样获得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机会，但他始终保持了自己文人的气节，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