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随学）亦须指出的是，即使恪守西文之本意，使用和理解时将“启蒙”与“启蒙运动”混为一谈，也会造成种种谬断和误导。

按照“赋光”及“人的认识活动”的涵义，“启蒙”无疑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主题，即人类的精神史都是启蒙史；而18世纪肇始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只是人类启蒙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此，相较于一般意义的“启蒙”，作为“特殊阶段”的“启蒙运动”，就不但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有特定的目标、路径、特征及演进，亦有着囿于特定时、空范畴的局限性。

具体来看，发轫于英国，而后传导到法、德、俄乃至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启蒙运动”，其背景是犹如欲破壳而出的小鸡——新兴资产阶级与“蛋壳”——封建君权（专制特权）+神权（天主教）体制及其观念系统的对立与冲突，目标和路径是摧毁旧有系统，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涵盖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理性崇拜”，其演进则有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方式、以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cottish Enlightenment）为代表的反省和沉思的方式等。那么，当着字面上使用“启蒙”、实际却以“启蒙运动”的内涵对标时，又焉能不作出有悖于现实的谬断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就是这种谬断的典型。试想，此论提出者所用“启蒙”，如意指其一般性涵义、即“赋光”及“人的认识活动”的话，那么，在清末民初国家和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凿壁照亮”、以唤醒民众国家与民族意识为主旨的“救亡运动”，何尝不是最切近当时现实的“启蒙”、又何以会自己“压倒”自己呢？所以，此论提出者其实是以欧洲17-18世纪时的“启蒙运动”作模板，意指中国“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类同于欧洲17-18世纪时的那个过程——被国家和民族救亡的主题“压倒”，所以，终至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1。

中国的近、现代史到底该如何解构？1919年“五四运动”、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是否被“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因篇幅所限，无以细论。然须得强调的是，不独因时、空迥异，机械地拿17-18世纪的欧洲套比1919年时的中国，是为大谬，便是同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因发生先、后及国情有别，各国也并不是体规画圆、鲁斤燕削。

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启蒙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就西方“启蒙运动”之进程和方式而言，不独后进之各国与先行国家“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其本身也并非是僵死的概念，更没有统一的模板，而是个本质上承前启后、又同时也在被自身否定的过程。

所以，如不把“启蒙运动”看作是一个概念、一个结论或一个被原教旨化了的“模板”，而是将其看作先行之西方历史进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流动且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确切把握我们自身特质、演进之特定内外环境的前提下，暂不论该如何借鉴和获益多寡，至少不会在反思历史时，作出诸如“救亡压倒启蒙”那样的谬断，亦不会“东施效颦”、“刻舟求剑”，作出要今天的中国人不问国家和民族命运、只一味追求所谓“个性解放”的所谓“新启蒙”的误导……同时也能看出，诸如此类的思维和认知，不但是引中国人“挥刀自宫”的阴损之见，亦是对西方历史的碎片化……而以此为鉴，类似的因盲从而“碎切”西方历史、因奴化而欲引领中国人“挥刀自宫”的学界谬说，又何止一时一桩呢？

参考文献

1、以上所引用“救亡压倒启蒙”论等，参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文 《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