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平津战役》有个“蒋干盗书”的精彩桥段，居然是历史画面的真实再现！1949年1月7日上午，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授意下，天津伪政府派出四名“议员”组成代表团，出城与解放军进行所谓的谈判，我天津前线指挥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报后，立知对方有诈！
刘亚楼深知对手有借机侦察之意，遂故意姗姗来迟，乘车绕圈25分钟才赶到约定地：天津西北方向的杨柳青镇大南河村（今属西青区），而且吉普车上又满是尘土，分明是赶了远路的样子，“议员”们回城后自然如实上报，陈长捷马上就拍了大腿！
陈长捷对着地图一阵端详，根据车程及种种迹象判断，刘亚楼的指挥部一定设在天津城北的杨村附近（今武清区），既然如此，东北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必在城北无疑，这位傅作义的小弟琢磨了一天一夜，次日夜里终于秘密下了命令：
原部署于城西的第62军预备队、天津守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51师，趁夜调往城北，以加强那里的防务。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须知当时的天津城区，南北长约25华里，东西宽仅约10华里！
也就是说，南北两个方向的防御纵深，要远远大于东西方向，善用兵如刘亚楼者，怎么可能选择在城北突击？
而62军所把守的城西地区，还驻有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轻易调走战力最强的机动部队，脑子多少有点进水。
实际上，刘亚楼麾下有22个师34万大军，对手却只有9个师13万人（正规军仅7万人），即便151师没有北调，我军东西对进破城也毫无悬念。
但是“103”抢的是时间：一方面，“野司”预计30个小时攻克天津的决心，已经报给军委了，这面子可丢不起。
另一方面，迅速拿下天津，对北平守敌也是极大的震慑，于谈判有利。
而争取时间的关键，是东西两个方向的突击部队，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到海河两岸，从而把整个天津的防御体系一劈两半，然后再分割围歼。
刘亚楼为此在战前会议上，对四个纵队的首长们使出了激将法：谁先占领“金汤桥”，谁就立下解放天津的第一功！
01、总攻刚开始38军就挨了批
“金汤桥”是海河上的重要桥梁，也是连接天津城西和城东的交通枢纽，一旦两个方向的突击部队在这里会师，意味着战役首要目标达成。
根据刘亚楼的部署，东野第1和第2纵队将由城西突入，第7和第8纵队则由城东杀进，分别实施并肩突击，激将法的用意，就是号召这四个纵队来一个比赛，看哪支部队最先攻到金汤桥。
说明一下，早在辽沈战役结束的1948年11月，东野各纵已经改称为“军”，所以这四个纵队的实际番号，应为城西的第38军和第39军，以及城东的第44军和第45军，另有46军全部、43军和49军的各一部，在其他方向实施助攻。
只因野战军整体上并未更改番号，加之入关比较仓促，各部队都还没有适应新的番号，因此在战役期间和各种战史上，基本还沿用纵队的番号，本文中我们还是专业点称为各军。
只说第38军军长李天佑回到军部，也马上开了动员会，要求各师一定要拔了“金汤桥”这个头筹！
毕竟38军主力在锦州战役中，是作为“总预备队”没有投入作战的，辽西围歼战也没有捞着大仗打，无法证明“第1纵队”的招牌不是？
因此全军上下都憋着一口气，在天津战役中，必须打出气势和威风来，金汤桥也必须是38军率先拿下！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同时吼叫起来，为了抢先破城，38军113师的“尖刀连”居然不等炮火延伸，就跃起向城垣发起冲锋，这么干是非常危险的，极容易遭到已方炮火的杀伤。
所幸炮兵观察员发现了尖刀连的红旗，暂时停止射击并向”前总“汇报和请示，刘亚楼接报大怒：“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自己的部队，马上给我要1纵指挥所（原话如此），真不像话，他们的尖刀连怎么不按规矩来呢”？
想都不用想，脾气火爆的刘亚楼，电话里肯定把李天佑好一顿批，换句话说，总攻天津刚刚开打，38军就挨了“前总”的批评，李天佑甭提有多恼火了！只好命令各部奋勇向前。
李天佑甚至急得想上前沿，副军长曹里怀深恐一号指挥员有失，遂主动请缨，乘坐一辆特纵的装甲车，跟随攻击部队前行顺便督战。
战至中午时分，第38军和第39军全面突破城西的和平门，各师遂按计划分别向敌纵深发展，一边进行着激烈的巷战，一边顽强地向金汤桥挺进。
这厢李天佑和刘震的部队猛打猛冲，那边在城东实施进攻的44军和45军，当然也不甘落后，在炮火的掩护下，第44军尖刀连仅用三分钟，就拿下了城东的民权门，随后打退了敌人20多次反扑，保证了军主力顺利突破城垣。
02、李天佑发火狠批贺东生
战至午后，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已经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上，打开了八个突破口，全面杀入天津城区。
敌人的抵抗也是非常激烈的，东路第45军的前锋第403团，从上午10时血战到下午5时，终于杀到了海河边上。
该团发现了面前有一座桥梁，于是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打了半天才发现不对，原来这是金汤桥以北的“金钢桥”，再转兵向南攻击时，时间被明显耽搁了，因此当45军先头部队迫近金汤桥时，已经是1月15日微微天明了。
坐镇“前总”的刘亚楼心急如焚，一直等到1月15日凌晨5时许，突然接到刘震的电话，报告说39军部队已经攻至金汤桥，刘亚楼大喜过望，想起38军仍然没有动静，于是又把电话打给了38军军部：
“你们部队现在打到哪里了？人家都已经到了金汤桥了，你们到了没有”？
李天佑脸上再也挂不住了，驱车赶往前沿，直奔前卫第113师前指。
第113师师长贺东生，开国少将，绰号“毛猴子”，“双红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身的名将，曾任八路军115师教导大队长，后升任686团团长。
贺东生作战勇敢百战余生，抗战期间获誉“打不死的毛猴子”，对刘亚楼、李天佑的战前命令，也理解得非常透彻，当113师突至永明街一带时，他立即把三个团长都叫来开会，并当场调整了部署。
贺东生对各团强调，攻击的第一目标是夺取金汤桥，将天津守敌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尔后再扩大战果，因此各团的战斗决心非常明确，粉碎一切当面之敌，直扑金汤桥头。
贺东生还随曹里怀同坐一辆装甲车，冒着枪林弹雨巡查各团进展，督促部队分路扑向金汤桥。
事实上，第38军113师的突击部队，早在1月15日凌晨2时许，就已经接近了金汤桥附近地域，攻击速度和效率都高于其他部队。
长话短说，气哄哄的李天佑和政委一起，终于在前线找到了贺东生，一无寒暄二无客套，当面质问道：“你们怎么搞的？你们说是要先占领金汤桥，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占领的“？
大约是感觉在“103”那里很丢面子，李军长说话越来越难听：“这是我们军人的耻辱”！话显然有点重了，时任113师政委李欣后来回忆说：
“批评贺东生的时候，我在场，贺东生受到批评，就拍桌子不干了，经过政治委员梁必业做工作，他又振作起精神来，事后查明，不是我们晚到，而是电话线路被炮火炸断了，没能及时报告给军里，发生了一场误会”。
真的是一场误会吗？天津战后，38军和39军之间，关于哪个军的部队最先攻上金汤桥的问题，曾经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一直争论到解放以后，毕竟这事关部队的荣誉！
03、到底哪个军先攻到了金汤桥？
几十年以后，在有关单位正式编纂四野战史的时候，曾特别邀请时任野战军参谋处长的苏静中将担任顾问，而对于38军和39军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苏静给出了回顾和总结：
“还有打天津的时候，你们也写了这个问题，说是一纵和二纵谁先到的问题，我想，可不提这个问题，提了这个问题反而麻烦。人家自己已经解决了，你何必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李天佑和刘震他们已经谈了，最后刘震同意说是一纵先到”。
也就是说，天津战后，38军和39军曾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辨论”，经过李天佑的陈述和力争，最终刘震同意了“38军先攻占金汤桥”的结论，那么战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贺东生师长到底如何被冤枉的呢？
严格考证战史记录和时间点，可以发现最先打到金汤桥的，果然是第38军113师的部队，少将贺东生师长敢跟上将李天佑军长拍桌子，确实是因为被冤枉了：第113师第337团三营七连，于1月15日凌晨2时30分，攻至金汤桥以西地域，并于4时许夺占桥西阵地！
随后的凌晨5时许，第39军第116师第348团的一营三连，也攻至金汤桥，是该连二排五班的战士们，最先将红旗插到了金汤桥上，这也是刘震最先给刘亚楼报捷的原因！二排五班由此获得116师授予的“金汤桥班”称号。
为什么113师没有第一时间报捷呢？时任第337团政治处主任的武世鸿对此回忆说：“前总规定攻城部队以金汤桥为会师点，哪个部队首先占领金汤桥，要向前总发电报报告”。
武世鸿不无遗憾地说：“我团三营七连首先打到金汤桥，俘敌排长以下30余人而未及时上报前总，不仅丢失了前总的通令嘉奖，而且影响上级指挥机关及时了解战役发展情况和统一指挥”！
武世鸿还详述了战后情况：“李天佑军长为此亲自到我团，调查金汤桥究竟是哪个部队首先攻克的，询问了七连在金汤桥战斗的情况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责成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加强大兵团协同作战观念、高度集中统一的观念”。
综合贺东生师长的激烈反应、113师政委李欣和337团政治处主任武世鸿的回忆，可以确认是38军部队最先攻占了金汤桥，只是种种原因，造成没有及时报告“前总”，才酿成了刘亚楼问责李天佑、李天佑狠批贺东生的误会。
继桥西的38军和39军之后，桥东的第45军第135师第404团三营的两个连，也于5时30分攻上金汤桥，并与东进的兄弟部队会合，这就是著名的“金汤桥会师”，当然，会师的场面并不像《大决战平津战役》展示的那样气势磅礴。
会师现场也没有出现无数战士们相互拥抱欢呼的壮观场景，不过是38军的一个副连长带领20多名战士，由桥的西头走到桥的中间，而45军的一个指导员，则带领着10多名战士从桥东头走过来。
双方见面后，两名基层指挥员便紧紧地握手，不知谁先道了一声："老大哥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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