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惋惜地说，如果刘志丹同志没有早早牺牲的话，按照他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功勋资历，日后有可能成长为开国元帅。
实事求是地说，即便是出身陕北红军，还有一位同志，比刘志丹更有资格成为开国元帅。
开国元帅的评比标准有多种说法，不外乎是军队和根据地的开拓者、开创者、奠基者。
按照这个标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均评出了十大元帅。
其实按照这个标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红军领导人也够格，刘志丹如果没有牺牲，也有可能入选，毕竟在人们心中，他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那么，另外一个比他更有资格、贡献更大的人是谁？
他叫谢子长，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
说到陕西，人们首先会想到一个响亮的词——关中刀客。
陕西属于关中，民风彪悍，英雄辈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就是陕西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杨虎城，也是陕西人。他们都是关中汉子的代表，敢作敢为、霸气十足，雄心勃勃，敢于书写历史。
本文主人公谢子长却并非一个膀大腰圆的关中汉子，而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先后在西安省立一中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就读，然后回乡当了一个教师。
谢子长家庭富裕，他不差钱，之所以任教就是希望教育报国。可是他十八岁那年，陕西出现一个恶魔，此人名叫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人称“陆屠户”。
他身为政府官员，负责陕西军务，本该保境安民，可却横征暴敛，大肆盘剥百姓。不仅如此，他还纵容手下奸淫掳掠，滥杀无辜，比土匪还要残暴十倍。陕西人民奋起反抗，却遭到了陆建章的无情镇压。
一时间，三秦血流成河，监狱人满为患。血的事实让谢子长觉醒，他明白了枪杆子的重要；只要枪杆子掌握在坏人手里，人民就暗无天日。因此，谢子长做出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重要决定：当兵去！
1922年秋，25岁的他来到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开始学习军事。1924年毕业后，他回家乡安定，创建民团对抗军阀，保护百姓。
这时候，陆屠户已经在陕西人民的声讨中滚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安徽老乡、部下陈树藩。此人满嘴仁义道德，说自己跟陆建章不是一路人，陕西百姓奔走相告，认为遇到了救星。
谁知道前门驱虎、后门进狼，陈树藩跟他的老乡也是一路货色，老百姓依旧水深火热。在此背景下，倒陈呼声此起彼伏，谢子长也加入到了倒陈大军中。
与此同时，谢子长明白一个道理，只要这制度不变，赶走了一个陈树藩，还会有刘树藩、周树藩。自此，他开始探讨救国之道。
终于，他找到了马列主义，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5年，谢子长在白超然、白志诚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谢子长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在保安团大张旗鼓地发展共产党员，从团长到班长，全都成为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爆发。
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和自己的战友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陕西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这次起义也不幸宣告失败，但是也因此诞生了陕西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武装——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
需要指出的是，谢子长只是起义的副指挥，总指挥是唐澍，阎揆要是参谋。
唐澍是河北易县人，黄埔一期生的佼佼者，和陈赓一起参加过东征，还有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来到陕北，奉命组织起义。
1928年5月，他又跟刘志丹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渭华起义，他担任第一领导人——总司令。如果就这样下去，唐澍是无可争议的陕西我军首要领导人。
可惜在1928年7月与军阀的战斗中，唐澍英勇牺牲，年仅25岁。不然的话，他的名望、资历和贡献会在谢子长之上。
清涧起义的另一位组织和领导者阎揆要，陕西佳县人，也是响当当的黄埔一期生，跟谢子长一样有远大前程。只不过阎揆要后来奉命到国民党军队中潜伏，先是在高桂滋，后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失去了指挥千军万马建功立业的机会。
1955年，阎揆要被授予中将衔。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军衔可能会更高。
为什么说谢子长的功绩在刘志丹之上呢？有事实依据。
1925年谢子长入党的时候，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的青年刘志丹也成为中共党员。
刘志丹出生于1903年，比谢子长小了6岁。他也是一介书生，后来也投笔从戎。所不同的是，谢子长上的是阎锡山的学校，刘志丹上的是黄埔军校，和林彪一样是四期生。
但是刘志丹比林彪更早出人头地，在林彪还是排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了。
从这一点看，刘志丹资历不浅。不过在谢子长发动清涧起义的时候，刘志丹没有赶上，当时的他在湖北、安徽等地奔走，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种种原因，起义没有进行，直到1928年5月，刘志丹才与唐澍、谢子长等人一起在陕西渭南县、华县组织了渭华起义。
前面说过，清涧起义之后但是了陕西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武装——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
而在第二年渭华起义举行之后，诞生了我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它是我党领导的第二支武装，刘志丹和唐澍是这支武装的负责人。
由此可见，谢子长和刘志丹各自领导一支武装，他们都是领导人，地位不分主次。
1930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加强我党对陕西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指挥部成立后，谢子长因为资历最老，众望所归担任总指挥。担任副总指挥的，正是刘志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在1932年2月决定把陕西地区由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别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整合到一起，组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仍然是一正一副，继续在艰苦环境下努力奋斗。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二人都是延安人，虽然不是一个县的，但是两家之间的距离，也不过一二百里。二人相互尊重，珠联璧合，配合默契，同心协力开创了陕西革命新局面。在敌人的“围剿”中，不但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还使之发展壮大。
当然，任何一支部队的首长，长期在一起工作，面对具体事务，制定战略战术，还有管理部队的时候，看法不可能总是那么一致，分歧是难以避免的。
这一点，无论是在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或者是后来的解放军中，都不鲜见，谢子长和刘志丹也是如此。
1932年2月，二人就发生过一场误会。
刘志丹二支队有个姓赵的干部违反军纪，在外出打土豪时拿走了老百姓的财物，还有欺凌妇女的行为。谢子长得知后震怒不已，下令战士去将那个干部带到指挥部，并下令缴去他的枪。
那个干部不配合，下意识地按住自己的枪，旁边的战士前去抢夺，枪支不慎走火，将姓赵的干部打伤。
刘志丹认为谢子长的做法欠妥，对他提出批评。而谢子长正在气头上，二人发生了争执。
事后，刘志丹主动找谢子长沟通。谢子长也对那天的事进行了反思，两位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30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1933年叛变革命），提出攻打大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刘志丹和谢子长一起进行了抵制。
1932年冬天，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时，担任军政委的杜衡（不再担任省委书记，担任委员）继续推行他的“左”倾路线，同时对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进行打击报复，想把不听话的他们调离部队。
这时候，谢子长与2团团长王世泰站了出来，他们仗义执言，坚持原则跟杜进行斗争；并在后来写信向省委反映，最终将刘志丹等留在部队。但是杜衡并不死心，在1932年12月下旬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以及"梢山主义"错误，蛮横地解除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职务。
谢子长甚至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撤销这个错误决定)，被迫离开心爱的部队，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受训”。
出发的时候，红26军的官兵不顾杜衡的劝阻，顶着凛冽寒风来为谢子长送行。他们都为老首长鸣不平，说杜衡太霸道了，是非不分。
“我到上海是高升，你们不该有情绪。”谢子长微微一笑说，“到哪里都是干革命，我们相互比赛，为党立功。”
到了上海之后，谢子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周围的同志对他评价很高。
其实远离了硝烟和枪声的谢子长并不习惯，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都会浮想联翩，思念家乡父老，思念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更为陕北红军的命运担忧。
他推想，如果杜衡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将会把那里的红军带向深渊。
谢子长的担心果然应验，杜继续在红军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去那里创建苏区。结果，部队遭遇国民党军队伏击，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部队只剩刘志丹、吴岱峰、王世泰等不到百人回到照金根据地。这时候大家才感受到，谢子长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回到根据地之后，在为那么多战友牺牲感到悲痛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老首长。不知道现在的他，究竟怎样了？
1934年初，在众人的期盼中，谢子长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时候的谢子长，身份是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几年不见，他还是那么自信乐观，微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别悲观，别灰心，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谢子长说干就干，回到安定之后的第二天，就着手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就恢复了。
7月8日，中共陕北特委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依旧当仁不让，出任总指挥，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政委。
郭洪涛
为了粉碎军阀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围剿”，谢子长采取游击战术率部南下。在南梁地区，他们发现了一支队伍，谢子长立即下令准备战斗。谁知道，到跟前一看，这支队伍竟然是自己人，还是高岗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
这时候刘志丹的队伍已经是红26军42师，师长是王泰吉，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是参谋长。42师名义上是一个师，其实只有500来人。
刘志丹的位置为何降到了第三？说来话长，前面说过，杜衡下令刘志丹等人去创建根据地，结果全军覆没，只剩下20多人回到照金根据地。在他们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政委杜衡却到了西安，被敌人逮捕，当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给敌人交投名状，杜衡带着敌人回到照金根据地。刘志丹不得不和幸存同志汪峰、王世泰等躲到终南山中，差点饿死。
后来，刘志丹死里逃生，红26军第四团和王泰吉等人领导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合兵一处，改编为红26军42师。
再说谢子长和高岗、刘志丹的红42师会师之后，依旧兵分两路作战。谢子长带领红42师的第2团和陕北游击队第1、2、5支队由南梁抵达安定地区，跟国民党军队进行几场较量，都大获全胜。
但是在8月26日的清涧河口战斗中，身先士卒的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鲜血直流。尽管如此，但他靠着大树，挥着手枪，坚持继续指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35年2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今属子长县）召开一场重要会议，与会人员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对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进行统一领导。
谢子长因为伤势加重，没有出席会议。尽管如此，他仍被推举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此可见，谢子长在陕北革命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是无人替代的。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作为陕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是有资格成为元帅的，可惜由于他的伤势继续恶化，不幸英年早逝，在1935年2月21日，那颗战斗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谢子长去世14个月后，即1936年4月，刘志丹也在战斗中牺牲。陕北红军的创始人竟然先后离开，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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