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位居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首的文学大家，也是东汉继蔡邕（才女蔡文姬之父）之后的一代文宗和名儒。
作为圣人后裔，他自小就以“孝”闻名当世，但是于建安13年8月，年仅56岁的孔融却以“不孝”等罪名被曹操处死。这种矛盾和荒谬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孔融是很孝顺的。好多学龄幼童都会在《三字经》里念到“融四岁，能让梨”这句话，说的就是我国古代东汉末年文学家孔融在年仅四岁时就懂得谦让的礼仪：每次在家吃梨时他总是挑最小的拿，大的都让给哥哥们吃。
他父亲孔宙惊奇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孔融振振有词地回答：“我最小，按道理就应该拣最小的梨子拿！”，妥妥的”兄友弟恭“。
他十三岁时，父亲孔宙去世，守丧的孔融“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就是哭得像泪人儿似的，死去活来。由于悲痛过度，需要别人扶着才能站起来，整个州里的人都称赞他的孝行。
在“两汉”的察举选官制度下，谨守孝道的人被以“举孝廉”的名目推举出来做官，在当时属影响很大的官吏进身的正途（科举制始于后世的隋唐时期），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孔融因此也被举孝廉，但是他谢绝了。
孔融16岁那年，在党锢之祸中被迫害的名士张俭逃难到鲁地来投奔孔融的哥哥孔褒，适逢这个老朋友不在家。年幼的孔融毫不犹豫地接纳、安顿了张俭。
后来事败泄露，孔家遭到官府严惩。孔融毅然截然地站出来抢在母亲、兄长之前承担“罪责”：这事是我孔融干的，与我母亲、兄长毫无瓜葛，他们完全不知情……，其时孔父已去世。
还有，据《御览.秦子》记载说：孔融任北海相时，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在坟墓边为自己的亡父哭泣，但是脸上毫无憔悴之色，孔融于是将此人杀了。
另外一次，他的手下人抓住一个盗窃邻家新麦的窃贼，当他询问得知是因为该贼家中无粮，不忍母亲挨饿，故盗麦食母。孔融了解该情况后，只是训诫了这人一番，对该贼人免于处罚，并口头对其孝心表示嘉许。
这两件事泾渭分明的处置方式上，孔融认为前者是“假孝道”，后者才是“真孝心”！
就在曹操对孔融满门抄斩时，他7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也是镇定自若，抱着“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慷慨赴死态度，心甘情愿地陪父亲一起死！他孩子身上这种“忠、孝、仁、勇”的传统显然来自父亲孔融的谆谆教育和日常熏陶。
所有这些“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举动无一不证明孔融就是一个忠实笃行儒家忠孝传统、恪守孝道之人。
曹操和孔融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如此痛下杀手呢？说起来很简单，曹、孔两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政治立场迥异。
孔融常常不拘小节、恃才负气，多次非议、嘲讽甚至戏谑、侮慢曹操；曹操对孔融从不快、反感、疑忌发展到恼火、愤怒，终于在感觉大局已定的时候再也憋不住内心的怒火：采用了一代枭雄最习惯用的手段——动用刀把子从肉体上消灭孔融。
孔融为曹操所用后，因看到曹操奸雄诡诈已渐渐显露，愈发不能忍受，所以说话偏激倨傲，屡次触犯曹操。曹操把一度想杀太尉杨彪（杨修之父），理由就是杨彪岳父袁术在淮南称“仲家皇帝”，背汉自立，大逆不道！
孔融知道后，据理力争：“弘农杨家四世三公，全国人民都钦佩。《周书》上说，父子兄弟，有罪都不能连及，怎么能把袁术的罪归于杨公(杨彪)呢?”
他并且表示：如果曹操执意要杀杨太尉，他就撂挑子走人，不做官了。由于孔融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名士，曹操怕失人望，这次妥协了，释放了杨彪。
曹操灭掉袁绍后，他儿子曹丕趁机强纳了袁绍第二个儿子袁熙的美貌妻子甄氏（相传曹植的名片《洛神赋》中“洛神”原型就是“甄氏”），孔融知道后郑重其事地写杜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典故来加以嘲讽。
曹操讨伐乌桓，孔融又揶揄他穷兵黩武：“从前肃慎（传说在禹帝时代就臣服中原的满族祖先，后一度反叛拒贡）不进贡木苦矢，丁零（古代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高车族，苏武一度被迫在那牧羊）偷盗苏武的牛羊，可以一并讨伐啊！”。
曹操有一段时期因军粮短缺而颁布禁酒令，因为酿酒要消耗不少粮食。孔融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
意思是古尧帝和孔圣人等古代贤君圣哲都是因酒建立功业；并进一步讽刺：桀纣以色亡国，何以不禁婚姻？以此来推衍、揭批曹操禁酒其实是为了节约粮食打仗，穷兵黩武。
最让曹操恼火的是孔融上表谏言：遵照古时京师的体制，千里以内，不得封建诸侯，并多次建议曹操归权给汉献帝。
曹操的老巢和封地就在离京都洛阳近在咫尺的邺城，曹操也一直乐于玩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摆明了是找曹丞相的不痛快嘛。
孔融以前政声颇佳，又是名儒文宗的身份，他的府邸经常高朋满座，他们讲谈文学，品评人物，议论政治，针砭时弊，推荐新人。并且孔融还时常不无得意的感慨：“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当时失势的文人士族、世家子弟普遍对曹操集团专权不满，他们大都属于非常坚定地效忠于日趋式微的汉朝天子的“清议复古派”，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大障碍。孔融名重天下，曹操怕孔融的言论散布开来对自己不利，于是逐步坚定了杀孔融之心。
魏晋时期，世族势力极其强大，要杀掉一个名士，你以贪污腐化、作风问题或其他普通的民事、刑事案件来杀人，没人理你的茬——刑不上士大夫嘛！老百姓认为你不过是在找借口杀人。
你孔融不是圣人后裔、儒家宗师吗？汉律是以孝治天下，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忠孝”，“百善孝为先”嘛！那么利用儒家“孝”这杆大旗来杀他最合适。所谓杀人杀身，诛人诛心，这样，那些大家世族没话说了！
曹操抓住了什么把柄呢？才高倨傲的孔融像其他离经叛道的文人一样，有时故意要语出惊人、危言耸听，以表明自己的独立特行的一面。
他与人闲聊时曾发表过诸如“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等“高论”！
意思是说：“父亲跟子女有什么感情？父子关系是本身是建立在情欲发作、交配的本能基础上；同样，子女与母亲又有什么感情?就如同放在瓶子中的一个东西，取出来后就分离开来、两不相干了！”。
“在灾荒年景，如果父亲不是好人，宁可去救济别人也不要救济父亲”。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粗看上去，显然与儒家“忠孝”的基本理论和东汉时期“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相抵触。
这不过是孔融在茶余酒后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之类的名士风流之举，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应该还是一个谨守孝道的人。
另外，孔融讲这些话是有背景的。在东汉时期流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儒学变得越来越形式化：本来是以“孝廉”选官的，但“孝廉”变成了一种名声，被世家大族所操纵，所以就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沽名钓誉的假名节之辈，投机钻营。
这种虚伪的名节实际上是对名节最大破坏，而孔融说这番话要撕毁这层假面具。三国之后的魏晋名士嵇康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也是对这种现象的抗争。
表面看起来是反对名教，而实际上他们在“尚真”，把名教当宝贝，不容奸邪之徒伪饰和玷污。
以曹操本人为例，他父亲被徐州牧陶谦派去沿途护送的人给杀了。他以尽孝为名，命令三军缟素，大举进攻徐州，并且大肆屠城，实际上曹操是以孝道之名来攻占地盘、消灭异己，“孝”被他在政治上利用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宣扬“孝道”，另一方面打着“孝道”的旗帜以干着最残暴的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关于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已经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从新文化运动的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到前一段时间的罗永浩《对“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的思考》，对这个论点都有着与孔融近似的观点。
当时，孔融为了从根源上摧毁这一假名节的根基，表达他对那种虚伪的“假孝道”以及“愚忠愚孝”的强烈厌恶和反感，于是在理论上便提出了“亲子无亲论”。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无疑是“惑世诬民”，不容于封建“礼法”，所以以“不孝”的罪名杀孔融就名正言顺了！
人性是复杂的，曹操固然有雄才大略、爱贤、求贤、用贤的一面，同时不免有心胸狭窄，妒贤嫉能、扼杀贤才的另一面。
孔融在政治上不是曹操的同路人和拥趸，在很多具体军政事务上对曹操或讥讽，或激谏，多次犯曹操之所忌。
如果说在曹操收买人心、统一北方之前还有所顾忌和容忍的话，当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南方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断然对孔融痛下杀手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建安十三年八月，主张真孝道的孔融被诛杀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曹操诛杀或囚禁致死的名士多着呢，在孔融之前杀了临邑人祢衡（借刀杀人），沛国人桓邵、华佗，京兆人娄圭，陈留人边让，武阳人陈宫，南阳人许攸。
在杀孔融之后有弘农杨修（鸡肋事件动摇军心）、清河崔琰（冒犯曹操）、颍川人荀彧（因疑忌而迫自杀）、陈留人毛玠，集权奸与雄杰于一身的曹操还在意多杀一个孔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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