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怀仁堂里灯火通明，中将军衔授勋典礼正进行到第七排。“谭甫仁”三个字被高声念出时，台下不少老战友相互点头：这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稚气少年的川北汉子，如今已是赫赫战将。没人会想到，十五年后，他竟死在自家卧室门口，死后还拖出一串令人不安的连锁悲剧。
从1969年底起，昆明军区机关里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紧张气息。越南边境摩擦不断，部队经常夜间紧急拉动，谭甫仁在会上总爱叮嘱一句：“枪支、弹药要双重签字保管。”讽刺的是，真正刺穿他胸膛的，正是内部配发的59式手枪。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四时许，军区司令部32号院先是两声枪响，间隔不到三分钟又连开三枪。警卫值班电话同时被剪断，院墙外雪地里留下了一串胶鞋印。技术员量了下步幅——七十三厘米，分析出凶手身高约一米七三，体重接近一百七十斤，行家动作。
专案组代号“〇一七”，当天午后即成立。弹道分析锁定作案武器为两支59式手枪，可机关登记簿上，这个型号本就发放不多。周兴下令：所有干部一律交枪检验，保卫部暂时豁免，理由是“方便办案”。表面合情，细想却处处透着反常。
案情胶着之时，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闯进视线。孩子叫马苏红，住在宣传部宿舍。他对调查人员说，案发当晚有人敲他的门，低声问：“陈汉中科长住这儿吗？”孩子认不得来人，只觉得是个略胖的中年军官。这个零碎信息，让侦查方向突然收窄——因为宣传部宿舍距32号院只有一道铁栅门，那晚栅门锁舌被人撬弯。
三天后，孩子在街口遇见同学王东昆，随口一句“你爸长得像那晚问路的人”，让办案人员瞬间警觉。王东昆的父亲王自正，当时正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在西坝俘管所。两地相距二十五公里，理论上不可能越狱。但所有人忽略了一件事：西坝哨兵换岗时有五分钟空档，而王自正恰恰是老保卫干事，对岗哨交接路线熟得不能再熟。
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却断然否认：“我三天两头去西坝，他跑不了。”同日在专案组会议上，他把可能与王自正接触的人列了一串名字，气氛骤冷，人人自危。技术组坚持按程序取王自正指纹、胶鞋及枪号，一旦吻合即执行逮捕。景儒林被指定连夜前往西坝负责人身控制。
凌晨时分，王自正佯装熟睡。当“王自正，起来！”刚出口，他掀开被褥，手枪几乎贴着景儒林的胸口。走廊里枪声炸开，他转身冲向院门，在厕所门口被堵死。最后一声脆响，他饮弹自尽。鉴定结果一出：胶鞋印、指纹、弹痕全部对位，案件算是破了。
谜底揭开，新的疑问冒出——保卫部库里的两支59式手枪何时被盗？守库钥匙只在秘书袁孔祥手中。此前审讯袁时，景儒林一直在场，既施压又诱导。袁顶不住，编了个沿海老乡带枪打鸟的荒唐故事。押车途中他哭喊：“我受不了，枪根本没丢给外人！”景儒林没理会，直接把调查方向引向湖南。时间就这样被拖过去，给了王自正潜逃取枪的机会。
1971年3月9日，昆明城郊外训队清晨点名，景儒林不见踪影。有人推门，只见扁柏横梁上悬着一根白背心撚成的绳子，下面一只倒扣的搪瓷茶缸，一张折叠整齐的工作笔记本。他并没留下遗书，但亲笔记录的几句话在同事间流传：“凶犯是自己人，枪是自己库，失职之大，无地自容。”距谭甫仁遇害，恰好八十二天。
外界猜测甚多，有说他畏罪，也有说他背了替罪羊。然而军区复盘材料写得冷冰冰：景儒林同意“开棺验尸”一事，从而拖延王自正的历史审理，间接造成凶案；同时在追枪环节主观武断，致使破案延宕。他本人未涉经济和政治问题，自缢动机主要出于强烈的工作羞愧。至此，案件在形式上画了句号。
不得不说，这起由内部保卫漏洞引发的连环悲剧，给当时的军队管理制度敲响了刺耳的警钟：枪口向外容易防，向内则需制度合力。1971年6月，总参谋部印发新的枪械交接细则，任何单位凡配发59式手枪，必须双人加密码锁保管，个人不准长期私带；同年9月，军队审查看押环节也增设“双岗交接签字”制度，正是吸取西坝五分钟空岗的惨痛教训。
一句“枪要有人守，人要有制度管”，在那一年被全军机关干部反复抄写上墙。谭甫仁的军功章没能护住他的生命，却意外促成了部队保卫条令的更新，这或许是对逝者最实际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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