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秋天，在重庆西南军政大学的档案室里，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像平时一样，坐在桌前审核新学员的材料。屋里很安静，只有轻轻的翻纸声，空气里飘着旧纸张和木头柜子的味道。
他翻开了一份档案，名字写的是“刘毅”，河南人，三十五岁，上面说他在一九四二年于永城参加革命。王玮一行行往下看，最后目光停在右上角的半身照上。照片里的人穿着学员制服，长相很普通。但王玮的眼神忽然定住了，他紧紧盯着照片中那人左眉上方，那里有一道清晰的旧伤疤。这道疤的形状，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打开了他记忆里锁了很久的一扇门。
王玮想起十年前的事，他放下档案，窗外隐约传来训练的口号声，可他脑子里全是豫东冬天的风雪，还有一个左眉带疤的人影。他觉得，这份普通的档案可能不简单。
王玮坐直身体，把“刘毅”的档案在桌上摊平，仔细查看每一个字。档案上写“刘毅”在一九四二年在永城参加革命。但王玮很清楚，一九四二年的永城是日军和伪军控制严密的地方，抗日武装在那里活动十分困难。一个普通青年那时想顺利找到并加入八路军，几乎不可能，这说不通。
按表格上的岁数推算，“刘毅”应该生于一九一五年。但王玮记得那个人如果还活着，到一九五零年应有四十岁左右。档案上的年龄小了差不多五岁，这人似乎要隐藏一段过去的经历。
当这些疑点和照片上那道眉疤重合时，一个名字猛地从王玮脑海中跳出来，刘子仁。一九四零年冬天，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团长的刘子仁叛变投敌，他左眉上方，就有这样一道疤。
这些疑点让王玮把眼前的材料和过去的记忆连了起来。对他来说，这不再只是一份待审核的档案，而可能是一条重要线索。他必须更仔细地查下去。
时间回到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河南永城附近的豫皖苏边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当时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交给第六旅政委吴芝圃等人，让他们去和脱队的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容谈话，劝他们返回。当时耿、吴二人因对职务安排不满，正在闹情绪。
另一道是密电，直接发给第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让他密切注意耿蕴斋和吴信容的动向，如果吴芝圃劝说失败，就准备用武力解决。
刘子仁是旧西北军出身，后来加入八路军。在接到密电后，他向上级回复“坚决执行”。但转身他就派了一名亲信，偷偷给耿蕴斋送去密信，把彭雪枫的安排全部透露出去。
耿蕴斋读完信，气得把信纸撕碎。旁边的吴信容反应更激烈，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屋里照明的油灯就是一枪。灯火熄灭，黑暗笼罩屋子，原本属于内部矛盾，到此彻底破裂。
等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赶到萧县准备劝说时，发现情况比预想的更复杂。为尽快控制局面、避免部队分裂，吴芝圃和同去的干部紧急商量后，决定摆一桌酒席，邀请耿蕴斋、吴信容前来，打算在席间将他们扣留，具体执行的任务交给了刘子仁。
吴芝圃亲眼看着刘子仁写好了请柬，字迹工整，脸上看不出异样。请柬送了出去。但刘子仁紧接着就偷偷给耿、吴二人报信，“宴无好宴，千万别来。”
耿蕴斋和吴信容自然没有赴宴。计划失败了。当天深夜，刘子仁、耿蕴斋、吴信容三人在耿蕴斋住处秘密会面，商量了很久。他们最终决定想办法把吴芝圃“请”来控制住，接着，刘子仁在自己十七团内部清洗，最后，三支队伍合兵一处，脱离八路军。
第二天清晨，三十多名骑兵来到吴芝圃住处，表面客气地把他“请”走了。在耿蕴斋的指挥部，吴芝圃很镇定，和他们谈了近两个小时。耿蕴斋和吴信容碍于他的身份和在边区的威望，最终没敢动手，只将他关押起来。到了晚上，一名有觉悟的看守趁夜色打开门锁，悄悄放走了吴芝圃。
在控制住自己的团部后，刘子仁在十二月十二日夜里，把扣押的六十多名干部转移到永城县的邵山村。这些干部被关进村里一座墙高院深的碉堡内。门外有哨兵持枪把守，碉堡里一片漆黑。
被关的人中包括副团长周大灿、团参谋长冯胜、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干部。大家都意识到处境危险，黑暗中有人压低声音商量对策。副团长周大灿对同志们说，不能在这里等死，必须有人冲出去向上级报信。
后半夜，机会来了。一名哨兵提着油壶走进碉堡给灯添油。在他弯腰的瞬间，干部梅汉芳猛地扑上去夺枪。旁边几位同志同时用力，撞开了厚重的木门。枪声和喊叫声顿时爆发，打破了乡村冬夜的寂静。
被关的干部赤手空拳，拼命向外冲。子弹从身后和侧面射来，不断有人中弹倒下。周大灿正拖着一名年轻参谋翻墙，自己却被子弹击中。这场惨烈的突围，最终只有十二人带伤逃出。副团长周大灿、团参谋长冯胜等七位同志，永远留在了邵山村。
刘子仁的背叛拉走了十七团大部分人马，耿蕴斋和吴信容也跟着他，带领各自部队一起行动。这三股力量合计近两千人枪，很快调转枪口，投靠了日伪军。这件事对根据地造成沉重打击。永城、萧县一带抗日力量骤然空虚。日军趁机加紧对该地区的扫荡和清剿。原来连片的巩固根据地被迫大幅收缩，许多地区被迫变为游击区。
一九四四年秋天，彭雪枫率部在河南夏邑八里庄一带作战。九月十一日，他在前线指挥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后牺牲。彭雪枫的战死是战场意外，但当时整个边区力量长期薄弱、作战环境异常艰苦的局面，与一九四零年底这次伤及根基的投敌事件密切相关。
投敌后，刘子仁成为伪军一名师长，随日伪部队行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部队被国民党军收编，他成为第127军309师师长。
一九四九年初，127军在湖北向解放军投诚。刘子仁心里明白，自己过去的罪行无法抹去。他利用部队整编时的混乱，编造了个人经历，改名为“刘毅”，年龄也改小五岁，混进了起义人员名单。1950年冬，他以“起义军官学员”身份被送到重庆，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刘子仁以为十年过去，旧事早已埋入尘土，没有人会记得眉上有疤的刘子仁。但他没有想到，西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当年就在第六旅十七团工作，对那段历史和刘子仁的样貌记忆清晰。
当王玮看到档案照片上的眉疤时，刘子仁的真实身份被确认。公安人员来到学校，带走了“学员刘毅”。在审讯室里，他对自己真名和过往全部罪行供认不讳。
案件被移交到事发地河南审理。在开封法庭上，当年从邵山村流血之夜逃出的梅汉芳等人出庭作证。他们清晰讲述了碉堡内如何夺枪搏斗、又如何血战逃生。邵山村的农民代表也来到法庭，证实刘子仁带投敌部队引来日伪军后，村庄遭受严重祸害。
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不久，在开封西郊刑场，一声枪响，为十年前邵山村那个寒冷夜晚画上了迟来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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