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总政的电话。
按理说，这电话应该是来报喜的，对方兴冲冲地通知他：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两员猛将给你当助手。
这两人不是别人，正是廖汉生当年在西北野战军的老部下邓家泰和张希钦。
这事儿要搁一般人身上，做梦都得笑醒。
新官上任，最怕的就是手底下人不听指挥，现在好了，来的全是知根知底的“老铁”，这工作开展起来还不是顺风顺水？
可廖汉生的反应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不但没高兴，反而当场就在电话里急了眼，甚至不管不顾地要去北京找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告状”，死活要把这两位老战友挡在门外。
是不是觉的这老头挺不近人情的？
其实吧，这事儿真不怪廖汉生“矫情”，实在是当时那个时间点，太烫手了。
咱们先把时间轴拉回到1975年。
那会儿正是邓小平同志刚开始主持工作，军队整顿搞得轰轰烈烈。
南京军区是什么地方？
扼守东南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但这地方也是出了名的“山头”林立，历史上各个野战军的部队都在这儿驻扎过，这就好比一个大公司里，不仅有原来的老员工，还有空降的新团队，大家虽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但私底下难免会有“你是那拨的，我是这拨的”这种想法。
廖汉生是这年2月才调来当政委的。
他这人有个特点，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特别反感搞小圈子。
刚上任那会儿，他就在全区大会上放了狠话：“咱们这儿是五湖四海，不分什么一野二野，都是党的队伍。
我要是带头搞山头，你们就戳我不脊梁骨！”
这话音还没落地呢，总政的调令就下来了。
邓家泰原来是第一军的参谋长，张希钦是副参谋长，而廖汉生自己呢，当年就是第一军的首任政委。
这关系铁到什么程度？
那是真正的生死之交。
这哪是送助手，这分明是把廖汉生往火坑里推，这瓜田李下的嫌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更要命的还在后头。
就在调令下达的同时，军委还有一个大动作：武汉军区的第一军要跟南京军区的20军搞防务对调。
这下好了，不仅老部下来了，连廖汉生的“娘家部队”——整个第一军都要搬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了。
你设身处地替廖汉生想一想，这画面太美简直不敢看：老政委坐在上面，左边是老部下，右边是老部下，底下全是老部队。
这在不明真相的人眼里成什么了？
这不就是妥妥的“占山为王”、搞“独立王国”吗？
刚才还在台上喊着“五湖四海”，转头就把自己人全弄来了，这脸打得啪啪响啊。
廖汉生当时那个急啊，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他先是跟总政那边磨破了嘴皮子，反复强调：“这两个同志能力没问题，但现在这节骨眼上，他们来不合适！
咱们做事得讲究个影响吧？”
总政那边也是一脸懵，命令都下了，哪有收回去的道理？
这不是儿戏吗？
眼看总政那边说不通，廖汉生心一横，直接买了张票就杀回了北京。
他要去找叶帅，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
在那个年代，越级找领导那是犯忌讳的，但廖汉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关乎他在南京军区能不能站住脚，更关乎党的纪律。
见到了叶剑英，廖汉生把一肚子的苦水全倒了出来。
他讲形势、讲顾虑、讲别人会怎么看，那叫一个言辞恳切。
他本以为叶帅能体谅他的难处，收回成命。
谁知道，姜还是老的辣。
叶帅坐在那儿，静静地听他发完牢骚，脸上一点波澜都没有。
等廖汉生说累了，叶帅才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了几句分量极重的话。
大意就是：你廖汉生是不是想太多了？
这是军委的集体决定，是从全军战略布局考虑的，又不是专门为你一个人安排的“亲友团”。
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了，谁会那么无聊天天盯着你那点人事关系看？
既然命令定了，那就坚决执行，哪来那么多废话？
叶帅这番话，就像一盆凉水，瞬间把廖汉生给浇醒了。
是啊，作为军人，第一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如果因为怕别人说闲话就拒绝组织的安排，那是不是反而说明自己心里有鬼？
再说了，是不是搞山头，关键不在于用谁，而在于怎么用。
这一刻，廖汉生算是彻底想通了。
他也不争辩了，给叶帅敬了个礼，转身就回了南京。
回到军区后，廖汉生这招“反客为主”玩得那是相当漂亮。
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大大方方地亮出来。
邓家泰和张希钦到任的那天，廖汉生在党委会上直接摊牌：“这两位是我的老战友，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他们来是为了加强军区建设的，不是来跟我叙旧情的。
今后工作中，大家该怎么配合就怎么配合，不要看我的面子。”
紧接着，第一军移防到位。
廖汉生对待这支“娘家部队”，那叫一个狠。
不但没有特殊照顾，反而要求比别的部队更严。
训练要是掉了链子，廖汉生骂得比谁都凶。
他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在我廖汉生这儿，只有党的部队，没有私人的亲兵。
事实证明，这招真管用。
大家看政委都这么坦荡，底下的闲言碎语自然就没了。
邓家泰后来当了参谋长，张希钦当了副职，两人在廖汉生的支持下，大刀阔斧抓训练。
1975年下半年，南京军区的训练搞得热火朝天，之后的防汛抗洪更是全军一心，硬是把这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不得不佩服老一辈革命家的胸襟。
在封建社会，当官的巴不得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弄到身边来，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但在共产党人的逻辑里，这叫原则问题。
廖汉生当年的“拒人”，看似不近人情，其实是对战友最大的保护，也是对军队团结最大的负责。
这种“避嫌”的自觉，在那个特殊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智慧，更是一种底气——只要心底无私，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
这事儿过去很多年后，还有人提起。
大家伙儿都说，也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才有这种觉悟和硬气。
廖汉生后来一路干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辈子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但这件看似不起眼的“拒官”小事，却最能看出他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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