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志民调福州军区，韩先楚直言不讳：你当军区政委我有意见|福州军区|福州市

1972年盛夏刚过不久，京城西郊的玉泉山迎来一场并不起眼的碰头会。周恩来将几页薄薄的名单递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手里，轻声提醒一句：“顺序别错。”这份名单里，全是打算重新起用的老同志。时间往后一推，12月，落实老干部政策的文件正式下发，政工系统里多了一股久违的忙碌。

文件落地后，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名额，而是“往哪儿放”。不少大军区主官的位子长期空缺，可真要挪人，谁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周恩来打开卷宗，一眼看到“福州军区政委”仍属空白，随即想起远在江西农场养病的李志民。毛泽东已口头点过这个名字，他必须赶在下一轮分配前把活儿办妥。

周恩来首先想到韩先楚。原因很简单：韩先楚在福州几乎是“一言九鼎”，别人对人事安排或多或少挑剔，他却曾主动帮忙接纳陈再道、王建安两位副司令员。照理说，再添一位政委问题不大，可这一次，却撞在了钉子上。

韩先楚接到电报，隔着话筒把态度亮得透透：“岗位不能随便塞人，福州军区战备任务重，我得要熟门熟路的搭档。”话说得客气，理由却相当直接：其一，李志民脱离部队太久；其二，院校和前线毕竟是两套节奏。对基层出身的韩先楚来说，兵情敌情都是分秒必争，陌生环境里摸索几个月就可能耽误临战部署。

挡住总理的交办并不容易。周恩来没有立刻逼迫，他选择再等等，等一次会面。11月上旬，八大军区司令员齐聚京西宾馆开碰头会，周恩来把韩先楚单独叫到一间小会客室，给他细细摆起李志民的“战绩簿”。从1936年宁夏李旺堡不战而下，到1951年铁原阻击战的动员典型，一桩桩一件件，硬是让韩先楚点头称“确有能耐”。只是点头之后，他仍抛下一句：“行，让他来，但要真干得不顺，你我再议。”

李志民这边，刚在福州郊外疗养，忽然接到入闽通知。人到花甲，长衣一披又要披挂上阵，他没多说别的，只在笔记本里写下两行字：“七年农场荒草，今朝重归部队；不敢言迟暮，愿再作马前卒。”12月初，闽江口冬雨未歇，火车站列车刚停稳，韩先楚带着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站在站台边等人，一身雨衣没打伞。列车门一开，两人握手，韩先楚先发话：“志民同志，我原来对你来当政委有意见。”李志民一笑：“意见可以有，工作得向前。”短短一句对话，氛围倒一下子轻松。

问题很快摆到台面上：福州军区辖区与台湾海峡仅一水之隔，七十年代初紧张气氛远未消散，野战部队年年拉练，炮兵阵地月月整训。李志民先花整整两周蹲到前沿岛屿，回来就把纸笔往桌上一丢：“部队士气不差，关键是思想政治工作粗线条，细节要补。”政工出身的人见了漏洞，下手比谁都快。福州下辖三个步兵师，他跑完后，把干部会议开成“现场诊断”，提出班排夜话、火线表彰、文艺小分队三项制度，部队一线反馈连说“管用”。

值得一提的是他动员讲究“接地气”。一次师里夜训，他干脆站在湿漉漉的跑道边，拿喇叭喊：“三公里不掉队，不是为了检阅，是为了真打起来有人接替你掩护。”一句话让不少老兵咬牙跑到终点。随后李志民偏要走进宿舍，拉着被汗水浸透的作训服说：“脱下来，我替你拧干。”这种老政委的做法，在闽南沿海刮起新风气。

韩先楚看在眼里，暗暗服气，却仍保持审慎。他最担心的还是应急指挥层级磨合。1973年春，福建沿海突然出现对岸空情异常，福州军区接报后立刻进入一级战备。指挥所里，韩先楚、李志民并肩坐镇。侦察处口令刚送到，李志民先核定电台联络，再把外线电话递给韩先楚。短短十分钟，前后方信号同步。警报解除后，韩先楚私下说：“看来老李没生疏。”一句话，算是彻底放下心。

时间推到1975年。王建安被调上京当顾问，陈再道也转任铁道兵司令，福州军区其中层干部换血频繁。李志民提出“梯次培养”：一批师团政工骨干到厦门、泉州警备区挂职，两年后归建，直接补进作战部队。今年上半年到，已有八十多名中层骨干轮转完毕，韩先楚满意地说“这招灵”。

1976年盛夏，福州发生罕见台风，前沿阵地被淹。李志民带人抢险，脚踝扭伤仍不下火线。夜里，警通连战士悄悄把一片止痛药塞他手里，他只说一句：“把药留给哨所的小伙子。”这种行事方式在同僚间口口相传，也让质疑声彻底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