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 “反杀”：清政府的鸦片逆袭史|光绪|大清|曾国藩|林则徐|道光帝

鉴于这次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主要理由就是他支持向美国贩毒，而中国人对贩毒导致战争这种事都很清楚，因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我们就说说历史上和中国相关的鸦片故事吧，真实的历史比课本上的内容可复杂多了，当年清政府可是用鸦片反杀了英国。

最早种罂粟的人类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从考古的数据上看在大约公元前3400年在他们的遗迹里就发现了罂粟的种子。随着文明的传播，到了中国唐代的时候，阿拉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把罂粟带到了中国。以中国人万物皆可入药的传统，当时的唐朝人就开始拿鸦片当镇痛安神的药来用了，音译称阿片，对其评价是““神方千卷，药名八百中，黄丸能差千阿，善除万病”。而鸦片叫“福寿膏”的这一说法，就是打明朝开始的。不过那时罂粟在中国还没有被大规模种植，鸦片成为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

真正改变鸦片命运的，是葡萄牙人。根据葡萄牙档案记载，16 世纪末他们改进了鸦片的提纯工艺和吸食方法，把印度鸦片变成了一种容易上瘾的消费品，开始向中国出口。到17世纪末的时候葡萄牙人记录的每年鸦片对中国的出口量约在十几吨左右。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时，当时的福建巡抚在奏折里说粤闽沿海民间吸食鸦片风气日盛。雍正下旨禁烟，这是中国最早的鸦片禁令，不过影响不大。

到了乾隆年间的1757年，英国控制了印度和孟加拉后，开始由东印度公司大规模种植鸦片，年产量迅速攀升到数千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通过走私等手段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出口并开始全面流行。当时乾隆皇帝再次下令禁烟，并批示道：“此毒若不去，官将不能理事，兵将不能御敌”。

不过就像如今的电诈一样，生产基地和走私窝点全在海外，再加上高额的利润，清政府根本无法完全控制住。所以禁烟不是林则徐那会搞的，从乾隆时期开始进口和吸食鸦片就是违法行为。

到了嘉庆五年，清廷开始全方位系统地制定了针对所有人的禁烟令，卖鸦片的一经发现一律绞死，吸鸦片的只要发现要被打一百棍子然后充军。朝廷禁令不可谓不严，但是依然无法控制鸦片吸食的流行，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始了大范围种植罂粟。

等到了道光时期，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从1823到1831年这8年间因鸦片外流的白银达1800万两，而大清那些年的年财政收入最高也就4000万两白银左右。

既然眼瞅着控制不住，当时朝廷内部对鸦片问题的处理分为两个派系。

一派是弛禁派，代表人物是太常寺卿许乃济。他提出与其让洋人赚了这笔钱，索性彻底放开，让咱大清百姓全面种罂粟，以中国人的农业种植技能，早晚能把洋人的鸦片生意整倒闭，白银也就不外流改内循环了。这一观点得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的支持。

另一派是严禁派，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他在1838年的那份著名的禁烟奏折上留下了一句后来进入中学历史课本的话：“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道光帝最初支持了严禁派的观点，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课本里学过的虎门销烟，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而条约中有一条专门规定“准夷商输入货物，缴税后自便，不得掣阻。”当时进口到中国的货物里最赚钱的就是鸦片，那夷商自然会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鸦片。至此虽然道光帝还连续颁布《禁烟上谕》禁止吸食鸦片，国内也没有放开禁烟，但禁令在民间已经形同虚设了。

此时的林则徐对鸦片的态度也变了，道光二十七年林则徐跟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谈到鸦片问题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理由和当年的弛禁派一样，反正也控制不住了，不如鼓励百姓扩大种植罂粟规模，由国产货把进口货挤走。

彻底放开禁烟要到太平天国时期了。当时朝廷允许各地自行搞团练来对抗太平军，但军费由各地自筹。于是办湘军的曾国藩就上折子说：“烟虽害民，而禁无济，若征厘以济师用，可权宜行之。”还特别强调“此法万不可久行”。朝廷没银子也就默许了这个建议。

于是烟厘这个地方税就在全国各地铺开了，还增加了“烟馆牌照费”等。而对于商人和老百姓来说，我税都交了，还能不让我吸？于是烟土贩运和流通的生意就此在全国合法化了，而湘军的军饷，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来自鸦片税。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则是在江南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鸦片财政制度，设立了“烟票局”，发放盖章的缴税票据，当时的海关档案记载进口鸦片在上海是按“箱”计税；鸦片箱规定标准是重六十公斤，每箱交税三十两；地方上的分销商在卖的时候再缴每斤二钱的“烟捐”，只要有烟票局的票据就可以合法的在市面上流通售卖。

就这样，鸦片财政从临时的灰色收入，纳入了正式的财政体系。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建立海军的军费，都包含了烟厘银的收入。1882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岁征烟厘银三十余万两，留作北洋船政之用。”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国内的鸦片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先是和缅甸、印度气候相似的云南开始大规模种植，当时种一亩罂粟的收入相当于三亩多粮食，于是不用政府推广，老百姓就开始踊跃地种植，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除了东北，罂粟的种遍已经遍及全国，特别是云贵川地区已经成了当地农民的种植主业。

中国农民本来对种植业就是BUFF加满的，再加上中国人特有的内卷，于是国产烟土比起进口鸦片有着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光绪初年的时候，进口鸦片最便宜的也要大概五钱银子每斤，而云贵地区最好的土烟每斤也不过两三钱银子。

18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就说：“本地鸦片正迅速取代印度鸦片通行中西部各省”。到了1890年印度烟土的进口量比1860年下降了65%，等到了1900年进口鸦片量已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说中国人只用了三十多年就彻底挤走了外国鸦片，实现了完全的自主。

而大清财政更是几乎完全依托于鸦片和海关税收了，特别是西南诸省，如云南每年鸦片税收约三百万两，占了全省财政百分之四十；四川大约五百万两；贵州更是地方财政的一多半是鸦片相关收入。光绪十年黄河水灾，清政府宣布受灾的河南、山东两省临时加征“烟厘银”每斤鸦片加税一钱用于救灾和修复河道。到了1905年的时候，大清朝廷总收入是八千万两银子，英国人赫德帮着管理的海关收入两千万两居于首位，而各种鸦片税收则是一千多万两，稳居第二。

国产的鸦片量大又便宜，当然不能局限于国内，而是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早上1879年英国驻缅甸领事就报告说云南过来的鸦片虽然质量不如印度但实在是便宜，深受当地穷人的喜爱。而到20世纪初的时候，大清年产鸦片三万吨，其中有约五千多吨出口到国外，比英国当年输往中国鸦片峰值时的两倍还多，中国就此成为世界第一鸦片出口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和社会上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鸦片运动。

一方面英国在鸦片贸易上已经被中国打的节节败退，开始挣不到钱了。

另一方面也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经济的繁荣也不再依托于鸦片贸易，于是整个英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道德觉醒期，议会内部出现了“自由主义良心派”群体，主张建立一个“清洁的帝国”和“人道主义的统治”。宣称：“文明与基督之国不能靠毒品维持殖民财政。”

1893年英国议会正式成立了“皇家鸦片委员会”专门调查鸦片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站出来公开反对鸦片贸易。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初是清教徒建立起来的，清教徒的宗旨就是反对纵欲享乐，吸毒更是应该坚决废止。

当时英美两国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建医院，收治病人也就获得了第一手鸦片泛滥的情况资料。这些人认为，如果再任凭鸦片这么祸祸下去，那这片土地就跟自己倡导的道德观格格不入。而且大清朝这么猛的出口的鸦片迟早一天把世界都给祸害了。所以在英国改良派和美国传教士的呼吁下，英美两国政府对清政府施压，希望禁绝鸦片。美国甚至许诺说，如果大清禁鸦片可以考虑减免部分《辛丑条约》的赔款。

在外部压力下，1906年慈禧颁布了《十年禁烟诏》，并设“各省禁烟总局”，要求分阶段禁止鸦片，在十年内彻底禁绝。

1908年大清海关司长英国人赫德对外公开说清政府禁烟效果显著，两年间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不过英美两国觉得有水分，决定介入和清政府联手铲除鸦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国和清政府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会”讨论国际禁绝鸦片的问题，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合作禁毒会议，这次会议的各种章程和结论被视为国际禁毒合作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