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但刑警此番前来并非单纯是为了核实阿三头是否去过她家这段事实的，而是为了调查潘春娟为何要对警方撒谎，而且还要买通苏阿姨相帮欺骗刑警，这一节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跟案情有关的内容？于是，刑警就要求潘春娟对她之前的撒谎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潘春娟却不开口，只是低着头嘤嘤哭泣。良久，潘春娟才抽抽搭搭地说，这是因为她生怕自己跟“阿三头”未婚同居之事传出去不好听，才这样说的。 这种说法显然有些牵强，因为据刑警之前所知，眼前这个十九岁的姑娘在生活作风方面并不好，既然连黑道上都已经替她起了“一枝花”的诨号，又称其为“小阿飞”，那行为是如何放荡就可以想见的了。而这样一个主儿，对于真的是因未婚同居而介意自己的名声的话，这显然有些反常吗？如此，刑警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个话题，要好好跟潘春娟讨论一番了。
这时候，市局打电话找孙龙雷组长。经转达得知，说市局总机接到一个自称“冷高峰”的男子的电话，向警方举报一个情况：黄浦区无业社会青年朱福昌，最近充当幕后策划者，指使几名少年扒手专门在南京路上扒窃外宾钱包，举报人称，如果警方对此内容感兴趣，他愿在半小时后去市局专门向侦办外宾失窃案的负责人当面提供详细情况。接线员当时就答称很感兴趣，约对方前往市局见面。
孙龙雷一听，自是大感兴趣，当下就决定停止与潘春娟的谈话，带着老许、老王前往市局跟举报人“冷高峰”见面。
但是，半小时后，“冷高峰”并没有出现。孙龙雷三人又等了半小时，仍是没有出现。显然是有人忽悠警方或者是报假警，此时老许忽有所思：“我去打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打往一小时前跟潘春娟谈话的派出所的，让他们马上派人去潘春娟家查看潘春娟的情况。不一会儿，对方就传来了消息：潘春娟离开派出所后，一回家就被一个高个头的男青年接走了。
于是，刑警意识到，他们可能中了“调虎离山”的计谋。随即驱车重返派出所，找了那个前去传唤潘春娟和苏阿姨的户籍警，了解到他去潘家传唤潘春娟时，那个高个子男青年已经在哪里了，片警刑也没有询问对方是什么人、跟潘春娟是什么关系。
孙龙雷心里一动，随即向户籍警问了离潘春娟家最近的那个传呼电话间的两部电话机的号码，然后打电话请市局方面立即向电话局查询，得知其中一部电话机的号码就是先前拨打市局总机的那个号码。于是，猜疑就得到了证实：那个自称“冷高峰”的举报者，就是潘春娟被传唤时待在她家的那个高个子男青年，他见潘春娟好久没有回来，就打电话玩了个调虎离山计，使潘得以脱身。然后，两人就双双离开了。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如此，基本上也可以证实孙龙雷在案情分析会上的那个观点：潘春娟对于朱福昌证言问题上的故意隐瞒，其背后是隐藏着其他内容的。
在案情分析会上，大家认为“冷高峰”对于朱福昌的举报十有八九是子虚乌有，但一致认为所谓的“朱福昌指使他人作案”的可能应当予以排除， 在排除了“冷高峰”的举报内容后，专案人员开始讨论如何查摸“冷高峰”其人的线索，认为还是当初查访朱福昌的那一套办法行之有效，就是从跟潘春娟熟悉的人那里了解“冷高峰”的情况。这个对象倒是现成的，就是阿三头朱福昌。
朱福昌的扒窃嫌疑被排除后，当时就释放回家，但此番派出所让户籍警去一叫，他就跟着来了。当警方让他提供跟潘春娟关系密切的人，朱福昌先是一怔，继而就说：“跟娟娟关系密切的人？有啊!除了我就是上官那小子了!”
朱福昌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况，那个简称“上官”的男青年，名叫上官志成，住在八仙桥一带，今年二十二岁，出生于马来西亚，其祖父是华侨富商，去世时留下了偌大一份家产，三个儿子各分得一份。上官志成的父亲上官嘉铭凭着这份遗产，在马来西亚置了两家工厂。1935年，上官志成出生于马来西亚，次年，他随同父亲上官嘉铭来到上海。
上官嘉铭在上海开了一家棉纺厂和一家米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上官嘉铭为保住自己在上海的财产，参加了日本侵略者组织的伪政府，抗战胜利后，上官嘉铭被国民党“军统”逮捕，以汉奸罪判了五年徒刑。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一批犯人，上官嘉铭也在其中，他一获得自由就回到马来西亚，连家眷也顾不上安排。这样，上官志成以及其母亲和两个妹妹就只得留在上海，上官志成的母亲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当年她的丈夫决定投靠日伪充当汉奸时，她就坚决反对。反对不成，就向丈夫提出分割在沪财产，上官嘉铭对此没有理由反对，只好点头同意。于是，包括上官志成在内的三兄妹就都有了一份不菲的财产和两套洋房，由其母代为掌管，因此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由于上官志成之母的先见之明，和那份财产分割文件，保全了用三兄妹分得的财产以及一家毛纺厂的30%股份。解放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政策，毛纺厂的那30%股份按规定获得一定比例的定息。上官一家四口靠着两套洋房的租金和优厚的定息，过着优裕的生活。上官嘉铭在海外已经另外打造了一份产业，还不时寄来外汇和大陆上的短缺物品。
但是，上官嘉铭的妻子在分割财产方面有先见之明，但缺乏对子女的教育，因此上官志成自小看似斯文，却是一个顽劣小儿，上官志成在读书方面的智商很是有限，初中读了两年还没有通过初一的考试，干脆辍学了。这时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了，因为家里有钱，就结交了上海滩上一些少爷，时不时出没于舞厅、剧场、溜冰场、饭馆，挥金如土，把父辈辛辛苦苦奋斗而得的钱钞大把大把地挥霍，毫不心痛，还有着一种显摆的快感。
上官志成长相斯文，挥金如土，很容易获得一些经济条件平常但却追求享乐的年轻姑娘的青睐。他也正是开始渴望接触异性的年龄段，于是男来女往的游戏玩得很是热闹。
春节前，当时潘春娟已经和朱福昌敲定为“朋友”了，她和邻家的一位小姐妹一起去工人文化宫跳舞，正好遇到了也在那里跳舞的上官志成。潘春娟的长相，其实并不出众，但她自有一种天生的媚态，一旦有意发挥起来，对于上官志成那样的纨绔公子哥儿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潘春娟显然也被上官志成的有钱人的身份所吸引，于是两人就由结识开始来往了。渐渐的，关系好得就似恋人一般了。
朱福昌当时对此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上个月20日才偶然发现娟娟原来在脚踩两只船，这当然是不允许的。这样，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主动退出，从此不再跟潘春娟来往；二是让上官志成退出。朱福昌反复考虑后，决定实施第二个选择。
像朱福昌这样的主儿，做这种事情从来不拖泥带水的，他一旦决定就马上实施了。那天，打听到潘春娟的父母都在上中班，他就去了潘家。进得门去，二话不说，先把门关上。娟娟还以为他要做那事，脸上露出一层媚笑，可眼前倏地一亮，一把磨得锋利无比的匕首已经架到了她的脖颈上，让潘春娟去打电话把上官约来。
上官志成接到潘春娟的电话，好不高兴，马上来到潘宅。哪知迎接他的却是朱福昌，当时上官志成差不多要比朱福昌高大半个头，而且还学过西洋拳击。所以真要是打起来，朱福昌还真不是上官志成的对手，但朱福昌实战经验丰富，还有一股着上官志成所没有的那股亡命之徒精神，只见 ，朱福昌把雪亮的匕首对准自己的腹部，说道：“上官你小子说一声，退还是不退？不退，我就在自己肚皮上扎一刀，是死是活不要你负责”。
上官志成尽管是出了名的顽劣，但这种玩命的混混行为，他可是从来不曾见过，忙说不敢，因为他知道对方这一刀无论扎，公安局都会找他的。于是，上官志成选择了妥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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