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
沈勇德把棉袄领子往上拽了拽，深深地吁了口气，他和曹志金两个人，从江阴南闸出来，已经走了两天一夜。
本来最便当的路是从黄田港过江，可那边的渡口，现在到处贴着他们俩的画像。
反动派悬赏的告示，就贴在码头边的墙上，风吹雨打得边角都卷起来了，可那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抓住一个，赏大洋五百。
“走戚墅堰。”曹志金当时掐灭了烟头，在鞋底上蹭了蹭，“绕点路，总比被敌人认出来送命强。”
两人就靠着两条腿，走田埂，穿村庄，夜里宿在破庙里，白天混在赶集的人流中，最终赶到了戚墅堰火车站。
戚墅堰火车站不大，候车室里挤满了逃难的人、跑单帮的小贩、来往的行商。
他们俩买了去上海的车票，悄然混在人群之中，趁乱挤上了火车。
火车“咣当咣当”地往东开。
车窗玻璃破了一块，冷风呼呼往里灌。沈勇德把帽檐压得低低的，靠着椅背假装睡觉，可手一直揣在怀里，紧握着那把短枪。
到了上海，已经是傍晚。
霓虹灯在灰蒙蒙的天色里一闪一闪的，电车叮叮当当地从街上驶过。两个人七拐八绕，找到了曹志金的朋友阿金。
阿金在纱厂做工，租着一间小小的阁楼，看见他俩来，二话不说，把床让出来，自己打地铺。
“洋纱现在俏得很，”阿金压低声音说，“10包，我帮你们凑。不过得等两天，货在东面，要人半夜渡过来。”
第二天一早，沈勇德跟曹志金说：“我去街上买点干粮，再买双鞋。这脚都快磨烂了。”
曹志金正在洗把脸，毛巾搭在肩膀上，抬头看他一眼：“当心点。这地方人杂。”
沈勇德点点头，下了楼。
南京路上人挤人，穿长衫的、穿西装的、拉黄包车的、卖报的，各色人等挤来挤去。沈勇德贴着墙根走，眼睛扫着两边，看到一家鞋铺，刚想迈步进去。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一张脸。
那人从对面走过来，穿着军装，帽子歪戴着，正跟旁边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话。
沈勇德的脚步顿了一下，脑子里不由地“嗡”的一声。
此人是沈雪平。
那个眼神，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前年冬天，沈勇德和武工组的几个人，半夜里摸进蔡西乡，把那个欺压百姓、给反动派通风报信的保长（沈雪平的父亲）从被窝里揪出来。
保长跪在地上求饶，沈雪平他妈抱着保长的腿哭，沈雪平眼神冰冷地看着众人。
可那个保长手上沾着武工队员的血，不能不办，当夜，众人便将之镇压。
第二天，沈雪平就放出话来：这辈子，不杀了沈勇德，誓不为人。
后来听说他跑到上海，参加了什么“青年救国军”。
没想到，真在这儿碰上了。
两个人相距不过两三丈远。沈雪平的目光扫过来，沈勇德感觉到那道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
沈勇德强迫自己把目光移开，继续往前走，步子不快不慢，就像一个普通的赶路人。
两人擦肩而过。
沈勇德闻到一股酒气，还有擦得锃亮的皮靴发出的“咯吱咯吱”声。
他眼睛盯着前方，余光却瞥见沈雪平已经走了过去。
他不敢回头，一直走到街角，拐进一条弄堂，后背靠着墙，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心跳得像打鼓一样。
歇了几口气，他撒腿就跑。
阿金的阁楼里，曹志金正在整理那几根金条。沈勇德推门进来，把门带上，喘着粗气说：“撞见鬼了。”
“什么？”
“沈雪平。南闸那个保长的儿子。穿军装，就在南京路上，跟我走了个对脸。”
曹志金脸色一变，一把抓起桌上的短枪：“走。马上走。”
两人什么东西都没拿，就揣着枪和钱，下了楼。
阿金正在门口生炉子，看见他俩脸色不对，也没多问，只说了句：“后门出去，穿弄堂。”
两人从后门闪出去，七拐八绕，消失在迷宫一样的弄堂里。
不到半个钟头，两辆摩托车呼啸着开到阿金住的弄堂口，后面跟着一卡车穿军装的兵。
沈雪平跳下车，带着人就往里冲。
阿金正在往炉子里添煤，抬头看了一眼。
“楼上有没有人？”沈雪平拿枪指着阿金。
“什么人？”阿金一脸茫然，“这是我家，就我一个人住。”
沈雪平一把推开他，带着人冲上阁楼。楼梯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推开那扇薄薄的木板门，屋里空空的。床上的被子还没叠，地上扔着几根烟头。沈雪平掀开褥子，什么也没有。他走到窗边往外看，底下是密密麻麻的弄堂，像蜘蛛网一样，哪还有人影？
他一脚踢翻了旁边的凳子，咬着牙骂了一句。
阿金站在楼下，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火苗呼地窜上来，映得他脸上红红的。
这时候，沈勇德和曹志金已经坐上了一辆往南开的黄包车。车夫跑得快，车轮碾过结了薄冰的路面，咯吱咯吱响。
沈勇德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弄堂越来越远，霓虹灯还在闪，电车还在叮叮当当地跑。
风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他把衣领又往上拽了拽。
曹志金在旁边轻轻说了一句：“命大。”
沈勇德没吭声。
风呼呼地吹着，黄包车一路往南开。
沈勇德和曹志金过了江，回到根据地。任务没有完成，那10包洋纱换的钱，一分不少地交回到组织上。
后来有同志问他：“那天要是没跑掉呢？”
沈勇德想了想，说：“那就没今天了呗。”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
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晒得人身上发软。风还是一样的冷，可比起上海弄堂里那股阴冷的风，这里的风，吹在脸上，倒让人觉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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