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举报取消的十几场演出：当投诉变成一把没有成本的刀|侵权|朱之文

2026年9月到10月，朱之文经历了什么？

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原本定好的演出，一场接一场被取消。泰安那一回，他已经在菏泽高铁站排队上车了，电话打过来，演出取消。两个月里，因为举报被取消的演出有十几场。他后来接受采访，不敢说接下来演出的具体地点，“怕行程泄露，怕演出又被取消”。

举报的理由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他是“劣迹艺人”。朱之文说，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官方部门认定过违规，也没有任何处罚记录。所谓的“劣迹”，是一些掐头去尾的话被拼凑出来的。比如他说农业机械化之后农民不像过去那么辛苦，到了举报者嘴里就变成了“农民种地不辛苦”。

这群人盯着他的行程，演出在哪里，举报就跟到哪里。有人六七年前就被他起诉过，在法院调解下写了保证书，说不再举报。现在，保证书早就过期了，人还在举报。

举报是权利，但滥用举报是什么

举报本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发现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是正当的，也是被鼓励的。

但朱之文面对的情况，性质不同。举报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举报的时间精准卡在演出前，举报的目的不是推动问题解决，而是让演出无法进行。这已经不是在行使监督权，而是在用举报作为一种工具，去达成一个与“监督”毫无关系的目的。

大象新闻的一篇评论说得很直接：“恶意举报不是批评，是使绊子。监督是好事，但监督得讲证据、讲程序、讲边界。”

从法律角度看，恶意举报可能触及几个层面。如果举报内容捏造事实，意图使他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可能构成诬告。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诬告”的认定门槛不低，需要证明举报人“明知虚假仍蓄意告发”。如果举报者只是拿“劣迹艺人”这个模糊标签去投诉，而“劣迹”本身没有官方认定，那么这种举报更接近“错告”或“检举失实”，在行政层面的追责难度较大。

但行政追责难，不等于民事上完全没有路径。如果举报行为导致朱之文的演出合同无法履行、商业利益受损，而举报内容又被证明是捏造的或断章取义的，朱之文可以依据民法典主张名誉权侵权或一般人格权侵权，要求赔偿损失。他已经在收集证据，准备起诉。这个路径的难点在于因果关系和损失金额的证明，但法律上并非走不通。

主办方的“一秒取消”：风险转嫁的逻辑

这起事件中，另一个值得审视的角色是演出主办方和地方文旅部门。

朱之文的描述是：接到举报，演出就取消。有的提前通知，有的到了现场才叫停。主办方的逻辑不难理解：一场演出涉及报批、审核、安保等多个环节，如果有人在举报中声称“劣迹艺人”，主办方为了规避风险，最省事的做法就是取消。

但这个逻辑在法律上有问题。演出是否合法，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规定，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审批。如果朱之文没有被任何官方部门认定为“劣迹艺人”，也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罚，那么主办方仅仅因为有人举报就取消演出，等于把一个未经证实的指控，当成了取消合同的充分理由。

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主办方与朱之文之间的演出合同，因第三方举报而被单方取消，主办方可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除非合同中有“因不可抗力或政府行为导致演出取消”的免责条款。但“有人举报”是否属于“政府行为”，取决于文旅部门是否真的下达了叫停指令。如果只是主办方自行决定取消，免责条款未必适用。

当然，主办方也有自己的难处。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劣迹艺人”四个字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主办方不想赌，也赌不起。风险被转嫁到了艺人身上，而艺人是这场博弈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资源去“自证清白”的一方。

当“自证清白”变成一个无底洞

朱之文说，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官方部门认定过违规”。这句话在法律上很重要，但在舆论场上几乎没有用。

因为“劣迹艺人”不是一个有明确法律定义的概念。它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没有固定的认定程序，也没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出具“此人不是劣迹艺人”的证明。举报者可以用任何断章取义的素材，把“劣迹”的标签贴上去。而被举报者要自证清白，面对的是一张没有边界、没有终点的考卷。

这正是这类恶意举报最让人无力的地方：它不需要被证实，只需要被提出，就足以产生效果。演出方为了避险而取消，平台为了合规而限流，品牌方为了声誉而解约。每一个环节都在做“最安全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一个人职业生计的系统性剥夺。

朱之文说，实在演不成，大不了回乡种地。这句话听起来豁达，但一个靠唱歌吃饭的人，因为一群他根本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人持续举报，被迫考虑放弃舞台，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