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治维新”可以成功,而“洋务运动”却不行——如果要细致的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大可以从统治者的施政思想、个人观念、政治制度和王朝文化等各方面来进行解读——而且,这些解读将会非常的细致和全面。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为何二十余年的“明治维新”可以成功,而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却不行?
今天就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本书里有很多有趣的问题,譬如“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
这个问题和本文的提问有何关系呢?不妨来看看贾雷德·戴蒙德做出的总结:
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过去一万年间的主要历史进程是: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或是拥有较早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进行扩张,直到后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都开始分享这些新优势。
成功与失败:地理环境和政治思想
英国孤悬海外,与欧洲大陆一直保持着若有若无的一种关系,在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当有着法兰西血统的诺曼底公爵入主英格兰以后,这才重新搭建起和欧洲大陆的政治、文化联系。诺曼征服以后,随着英格兰的逐渐强大,英国对欧洲大陆开始采取“外交”(维持欧洲大陆力量的平衡)
地理环境决定了英国这种政治外交思想的孕育,英国孤悬海外,难以使自己的势力在欧洲大陆上进行扩张,因领土问题和法兰西争端数千年。作为一对老冤家,英格兰和法兰西的这种矛盾冲突,以及英国在欧洲大陆上采取的“均势外交”,都反映的是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
清朝入主中国以后采取积极的汉化政策融入到汉文化之中,这使得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数千年来许多古老的政治思想。乾隆皇帝在拒绝和外国通商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话一点也不愚昧和自大,它确实反映出清朝地大物博,在农耕时代完全可以维持一套自给自足的系统。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闭塞型的,这种闭塞型的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个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文明像其它文明一样走向灭亡,这种地理环境既孕育了华夏文明,又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华夏文明。它使得这个文明可以在不受其它民族和国家的打扰下安全而又平静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强而有力的文明竞争,当华夏文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得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成为东亚地区的文明主导。
当华夏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时,便诞生了“华夷之辩”这种文化观念。它本质上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文明对另一些稍显落后的文明建构的地位关系,在地理区域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高级地位。自周以来,华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不断的强化和阐述这一点,将自己形容为礼仪之邦,而其它区域的民族都是未曾开化的野蛮人。
大一统思想形成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愈发的广阔、政权变得更为牢固,而从秦朝开始,中国的历史发展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在儒家思想学说的服务下,中国的历史开始不停的原地打转,它被巧妙的维持在某个阶段,既摆脱不了一些现在看来尚还落后的思想,而新的思想和技术在萌芽的时候又立刻被掐灭。
黑格尔在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时就说: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宅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因此,他才会发出那个非常著名的评价:
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中国当然是有历史的,但黑格尔说的历史并非时间和长度概念,而是指在这一历史的发展中没有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整体进步。而这种进步我们可以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清朝统治者开展洋务运动和政治改革做出的努力。尽管它失败了,但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试图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
但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中国历史被刻意地维持在一个阶段未曾有巨大的进步和变化,所有新奇的思想都不过是对儒家学说的反复阐述和研究,一个政权成立后也只是维持过去那些古老的东西,不愿作出新的改变和尝试。这些例子在明清时期表现的最为鲜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使得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新的东西涌入到东方。
但是对于数千年来在这个大陆上怡然自得,不受打扰而发展的文明来说,那些新的东西是陌生的、不可知的,因此是充满危险的。实际上,人们很难将这些君主们的观念形容为愚昧,因为对于这个在大海和高山以及丛林的保护下壮大起来的文明来说,广阔的疆域足以维持这个民族的生存,现有的政治制度也足以维持统治者的权利。
而那些思想文化已经沿用了数千年的时间,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历史习惯”的东西已经深深地烙印在这个民族和文明的身上。因此,当清朝统治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并不是他们愚昧落后,实际上仅仅只是不愿舍弃这些古老的东西,而且是对他们有利的事物。因此,当英国人希望和清朝通商的时候,乾隆皇帝给出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而在清朝灭亡前夕,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已经不足以维持清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在亟需做出改变的时候,清朝的统治者们表现出迟疑、胆怯和犹豫的心态,因为这些新的思想、新的制度对他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是华夏文明第一次开始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文明进行接触,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对于这些充满侵略性的文明来说,清朝的统治者本能的会有所抗拒和警惕。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华夏文明得以在一个闭塞的地理环境中自我孕育和发展,由于缺少来自于外部的文化入侵,使得在这数千年的时间里这个文化缺少成长和改变的活力和生机,因此它始终保持着终古不变的面貌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沿用。这种历史习惯导致当历史发展到清朝统治者这里时,又正值清朝面临风雨飘摇之际,这个庞大的帝国正逐渐走向衰老。
它需要新的力量注入以换取延存下去的生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看来已经是难以避免的道路。但对于延续了过去数千年思想和制度的这个帝国与统治者们来说,这种改革可能并不是令帝国重获新生,而是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力量。因此,洋务运动在一种不情不愿,扭扭捏捏的怀疑和犹豫中开展,但很多根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即便慈禧在最后关头发动新政,但也没有表现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更像是把这场改革当成一场特效药,希望使自己重获力量。
归根结底来说,历史投下来的阴影太大太深,它在几千年里的时间遮盖了中国人看到其它事物的可能性,当有一天这些新事物涌现在眼前时,或许就会被当成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尽管清朝的统治者有其腐朽和愚昧的一面,但面对这种根本性的文明需要作出的改变,恐怕少有人有那样的胆识和魄力。
把他们面对的遭遇换在其它朝代的统治者身上,恐怕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比清朝统治者更好的可能。应该说,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闭塞型地理环境在孕育这个文明的同时,也让它的发展和框架亦呈现出封闭的姿态,从宏观层面来说,这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在理论层面上存在的必然失败因素。
日本维新:新的选择之东西方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不同的,彼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人,但身上缠绕着太多的锁链,想要继续奔跑,非得打破自身的一些梏桎。相比较之下,当日本站在历史的路口面临选择时,其面临的情形则要简单许多:是继续追随华夏文明,还是选择西方文明?
这种情况实际上非日本独有,在清朝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内部也有这样的争论,“甲申政变”就是开化党(亲日,主张改革)和事大党(亲清)之间斗争的结果。而在日本的历史中甚至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尽管这是一个深受华夏文明影响很深的一个依附文化,但它和华夏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恰当的距离,也不愿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同英国不同的是,尽管日本同样孤悬海外,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文明和帝国,这使得日本无法像英国对欧洲大陆开展“外交”一样插手大陆事务。“黑船事件”以后,日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强敌环伺的处境,急需要改变强大自己。
可是怎么变呢?
当时日本发生了尊王攘夷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维护幕藩体制,对西方文明也秉持着敌对态度。从尊王攘夷这个口号就可看出其中的玄机,“尊王”是指天皇,“攘夷”是指反抗西方势力。但幕藩体制的瓦解让日本已经无法凭借彼时的体制和力量继续发展,运动的成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是该继续留在中华文明圈里,还是倒向西方文明的世界。
日本人最终做出了“脱亚入欧”的选择,另一方面清朝的腐朽对日本做出这个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清帝国在和西方列强斗争中的弱小以及清帝国自己日益衰微的力量都把日本推向了西方文明的世界,最终让日本选择学习西方世界的文化制度,而不是遵循从中原王朝那里延续下来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全盘西化标志着日本抛弃了过去的选择,在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日本的地理环境尽管是开放性,但是由于孤悬海外,这也导致它过去只能被动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华夏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使得这一秩序始终得以存续下来。但随着西方文明对东亚的入侵和渗透,以及清帝国的衰弱,都导致日本开始思考新的选择。实际上正犹如当年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最终使他们的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这一次,他们遵循以往的历史不过是把派遣的使臣派向西方,而不是中国。
二十年全盘西化的学习,让日本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在改革的过程中日本统治者远比清朝统治者表现出更大和更彻底的勇气和决心,可以说这是明治维新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则表现的过于犹豫,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挽救清帝国,其根源就在于不愿彻底而又深入的进行大变革。不过,对于一个文化体系如此庞大,封建制度如此完善的王朝来说,想要主动去改变,而且是大换血似的改变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下定决心的事情,毕竟这是沿用了数千年的体系,并不是说变就变那么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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