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激”二字，是梁实秋对鲁迅最终的评价。

他说鲁迅偏激，不仅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诸多作品中，亦是在鲁迅于他的诸多信件中，也是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

鲁迅与梁实秋结识于1917年。

当时，梁实秋是清华学校的学生，鲁迅则是在一直为着《新青年》的发展而不懈地努力着。

梁实秋1903年生人，1915年他便考入了清华学校，虽说当时他才15岁，但这与他严谨的求学态度脱不了干系。

所以在入学后不久，他就因成绩优异获得了班中众人的喜欢，同样也得到了自己老师的青睐。

梁实秋的老师叫周作人，如果不太了解的话，那么他还有另外一重特别的身份：鲁迅的胞弟。

于是，通过鲁迅的关系，周作人在从日本毕业后不久，便举家搬离了绍兴城中的老宅，来到了北平居住。

他们兄弟二人居住的地方叫八道湾，为了可以保证一家人的生活，鲁迅特意买了一栋三进的大院子。

他自己住在前房，中院与后堂分别留给自己母亲与周作人等人。

就这样，但凡是有人想要来到周宅寻找周作人，必定会与鲁迅有些许的交集。

所幸鲁迅对此毫不在意，加之因由兄弟三人（鲁迅三弟叫做周建人）都从事文学，故一般来寻找他们的，往往都是学校之中的学生。

而这，恰好是鲁迅所喜欢的：只要自身经济稍有富足，鲁迅便会援助文学新人。

在前院的日子，鲁迅生活得还算惬意。

有一天，当梁实秋来到八道湾寻周作人前往清华讲课的时候，鲁迅正在家中坐着与二三好友聊天。

他们二人在经过简单的交谈之后，鲁迅便向其指向了周作人的住所，而梁实秋亦是答谢离去。

此时，鲁迅与梁实秋皆不知，这次的交谈，将会是二人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交谈。

自梁实秋将周作人请回学校之后，而后不久他便从学校中毕业，前往美国留学。

1926年，梁实秋求学归来，前往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亦是在南京期间的经历，让他结识了诸如胡适、徐志摩等人。

同一时期，他在徐志摩的邀请下加入了新月社。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团体，新月社创立之初，仅仅是想要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

但后来，随着政治时局的发展，加之各类思想的引导，它表现出了强烈的右翼资产阶级政治倾向。

而在此时，梁实秋加入到新月社，则是意味着他走上了与鲁迅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加入新月社之初，由于梁实秋是刚从国外求学归来，所以并没有很大的知名度，他亦自谦“附骥之尾”。

但后来，因由新月社搬迁至上海，加之随着《新月》的初建，新月社瞬间急需大量的人手。

而从梁实秋凭借着自美国毕业的资质，成为了胡适等人所看好的对象。

于是，梁实秋成为了新月社的主要社员之一，亦是成为了《新月》的主要撰稿人。

但当时他却不知道，胡适由于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成为了鲁迅讨伐的对象。

而留学英美的众人，亦是因由胡适的影响，在诸多的文学期刊之上，与鲁迅展开了“对战”。

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始于一篇文章。

1929年9月，梁实秋将一篇名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发表于《新月》之上。

在文章之中，梁实秋专门就鲁迅翻译的诸多外国作品，宣说他是“硬译”、“死译”，甚至其中还有诸多语法不通的地方。

鲁迅因年少之时家道中落，不得不舍弃了原有的良好教育，转而前往学费较低的新式学堂学习。

即便是后来他前往了日本，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医术，才开始转战文学。

而在文学领域中，鲁迅所学习的德语、俄语皆是在日常的文艺译著工作自行修习的。

鲁迅自知外国语不如别人深厚，但他却是受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这么骂自己。

于是，鲁迅在见到那篇文章之后，便开始在《萌芽》上发文回击。

《萌芽》是“左联”建立以后的机关刊物之一，不论是鲁迅，还是左联的诸多作家，都对其有着极深的厚望。

而亦是因此，它成为了梁实秋等宣传自由文学之人的“眼中刺”。

当梁实秋见到鲁迅反驳自己的文章之后，便直接写了一篇名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文章，将其发表于《新月》之上。

鲁迅见之，亦是无法忍受梁实秋的所作所为，直接就这他的文章，写了一篇“回信”，发表于《萌芽》之上。

其实在二人“对战”初期，因由鲁迅比梁实秋大了近20岁之龄，所以他不论是在表达方式，还是论述话题之中，都给梁实秋留了较大的余地。

但梁实秋却是深受自己的美国老师白璧德影响，文章之中流露出了极其明显的“精神主义”。

而这，恰好与鲁迅所追捧的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文化）大相径庭。

所以，梁实秋抨击鲁迅的诸多文章之中，有时还会将普罗带入到二人的议题之中。

“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梁实秋在文章之中如这般写道。

鲁迅看到他所发表的文章之时，正欲从政治阶级的角度谴责他的话语，但突然却又是看到了另外一篇谴责梁实秋的文章。

写文章的人叫做冯乃超，同时，他还是左翼文学的一位理论家。

当他见到梁实秋发表的文章之后，虽说多日以来他一直处于观战的状态，但对无产阶级的侮辱是他受不了的。

遂在现代书局出版的《拓荒者》杂志上，对于梁实秋的观点，他与之进行了严肃的辩论。

“无产阶级从其斗争中已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虽说当时，苏联革命已经成功，但中国的革命却是处于正在发展的状态。

冯乃超所说的理论固然在理，但却因为缺少实践的证明，所以只能说“资本家的走狗”只能让他图一时的口舌之快，仅此而已。

而梁实秋也仿佛发现了这个漏洞，专门针对于此，发表了一篇《“资本家的走狗”》予以回复。

他先是根据冯乃超所引恩格斯的定义，同样将自己标榜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而后，根据“走狗”的定义，他更是说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

他从逻辑上战胜了冯乃超的理论，也在与鲁迅的这场论战之上占据了上风。

鲁迅见到《新月》上梁实秋的文章后，不由得说道：“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

而后，他便是根据梁实秋的文章，做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将论战的主战场再次拉回了二人之间。

这次，鲁迅收回了冷静与对梁实秋的无限纵容，在文章之中，他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单从“走狗”一事辛辣挖苦梁实秋。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不知“他的主人”是谁，不就是一只丧家之犬吗？

加之用上“乏”字，其中最为深刻的意思，便是劝诫梁实秋做事要注意分寸，他所写的文章已然超脱了文学领域，进入到了政治范畴之中。

若是再把南京政府给引了进来，那么不论是谁，都没有好下场。

而梁实秋，在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仿佛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一般，对于“走狗”一事，他再也没有提及。

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向鲁迅认输：“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自称，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事要做，无非呐喊几声，给人们添点热闹。譬如一头疲牛，明知不堪大用，但废物利用又何妨呢？”

梁实秋在文章之中，将鲁迅比作一只“乏牛”，殊不知，这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0年。

当时，随着“左联”的新建，不论是文学之中，还是社会之上，所有的事情都亟需鲁迅才能正常地发展下去。

而在鲁迅的家中，亦是随着周海婴的出生，加之北平与上海家庭的双重压力，鲁迅先生真的成为了一只需要休息的“乏牛”。

可现实却是，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先生就此停笔，亦不允许先生就此归隐。

所以对于梁实秋的文章，鲁迅只能与之继续“对骂”下去。

但是没过多久，鲁迅却是突然打消了与梁实秋“作战”的念头。

他突然之间想到，自己早已在文学领域打拼出来一番成绩，而梁实秋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甚至在写《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之前，他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发表过。

但是后来，皆是由于自己对他的回复，赫然之间让他成为了文学新秀。

于是，对于梁实秋的诸多论战，鲁迅最终选择了“毫不在意”的解决方式。

即便是有时，梁实秋对鲁迅先生有了人身攻击（讥讽鲁迅常年吸烟，牙齿已经发黄），鲁迅还是对其选择了置之不理。

直至后来，梁实秋也自道无趣，减少了对鲁迅的攻击。

时间来到1936年，彼时鲁迅先生已病入膏肓。

由于当时新月社已解散，加上《新月》停刊，梁实秋已消失在先生的眼里。

但当他见到梁实秋于报纸上的文章之时，瞬间想起了这个“纠缠”自己近8年的“敌人”。

他便写了一篇对人性思考的文章，虽说其中皆是自己的感悟，但更多的却是对梁实秋与精神贵族化倾向的探讨。

当梁实秋见到这篇文章时，不由得将报刊珍藏起来，甚至其中的一些字词，他还会小心地划上圆圈标记。

可是没多久，他却是收到了先生逝世的消息。

于是，梁实秋便再次写了一篇专门针对鲁迅先生的文章。

但与以往不同，这篇文章之中，他所写的言语，皆是对先生理性的分析。

其中没有一丝想要诋毁先生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