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王汎森 三联书店 简体中文2017年版
“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间的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
——卡西尔《人论》
王汎森所著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生命个体》，脱胎于作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1987年-199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导师余英时教授的建议下，他放弃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题目，转而以台湾“中研院”的“傅斯年档案”为基础，进行傅斯年的个体人物研究。该书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于2000年出版；葛小佳教授的遗作《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在2010年第4期的《书城》上发表，将该英文著作介绍给国人；2012年，简体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增补了六篇附论及《傅斯年全集》的总目录；2013年，联经出版公司的繁体中译本在台湾出版。
不同版本的《傅斯年》
从结构来看，本书以时间为轴，六个详略得当的章节串联起傅斯年学术与政治的一生。对各个时期的论述并没有流于浮泛，勾连各个章节的潜在逻辑是傅斯年的学术思想、认知结构乃至情感世界的内在变化，其中既有时间上的承续，又有对于傅斯年重要生命节点的详述。在内容的层次上，紧紧把握傅斯年一生三大倾向：激进化、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和在中国创建一个学术社会的愿景。并以更广泛的两大主题：“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作为历史背景融入论述体系。
《傅斯年》目录
导论部分引入主题，由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的知识界“思想的激进化”和“新知识群体的形成”的新趋向作为傅斯年生活的时代背景，潜在地形塑着他的知识结构。总结了傅斯年“组织领导的近代学术群体“和”促使中国历史学专业化“两方面的贡献，给其在中国现代知识界做了历史定位。第一章是傅斯年的早年生涯，从鲁西的少年成长到北大的青年岁月，一个深受传统教育的个体在新文化的浪潮下成长为五四运动的学运领袖，而“一团矛盾”的心态在青年时代已经凸显。第二章主要叙述傅斯年在欧洲的留学生涯以及回国后史语所的创立和相关工作，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明清内阁档案的开放和促进中国史学专业化的贡献。第三至五章分别以《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证》《东北史纲》三部著作为章节主轴，阐述了傅斯年的文明多元起源论、古代哲学的去伦理化，以及在爱国主义与反传统之间的艰难抉择。而终章聚焦于傅斯年后期的政治生涯，以行政身份悉心呵护北大、台大和史语所，参政会上把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赶下台，后来因台大管理问题被质询，高血压猝死，最终一语成谶，“归骨于田横之岛”。结语则以“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为题，总结傅斯年一生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贡献。以个体喻群像，50年代，无论港台还是大陆，反传统与科学主义的“五四精神”落下帷幕，而一代“五四青年”也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傅斯年
本书的副标题“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生命个体”，可见这并非单纯的人物传记，而是作者以时空为坐标，尝试为大时代中的傅斯年做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据作者回忆，论文写作时，余英时教授曾提醒，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的学术观点，“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本书不仅讲述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源流、学术脉络以及时代背景，还揭示这些因素对其文化观念、学术思考、政治选择的具体影响。同时，探讨了这些因素的相融与冲撞，以及这些或融合或矛盾的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应。细读文本不难发现，“矛盾”与“流动”是贯穿傅斯年生命始终的两个主题。“矛盾”既有他与同时代学者学术观点、思想理念的相互碰撞，也有他自身内部不同因素的相互撕扯。而“流动”不单单指傅斯年在物理空间上颠沛的一生，同时也指向了他的学术观点和对事物认知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如果说“矛盾”更多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或个体内部的共时性的表现，那么“流动”则是指傅斯年的生命个体在历史与政治中历时性的变化。
共时性的矛盾个体
“一团矛盾”是傅斯年用以形容自己内心的习语，同时也可以形容他与学术同侪之间的种种纠葛。对于傅斯年促使中国历史学专业化的论述时，作者认为20世纪现代中国的“史学革命”，“开始于顾颉刚，完成于傅斯年”。古史辨运动或称疑古运动，使得顾颉刚对古史的怀疑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20世纪20年代中期，傅斯年也因支持疑古运动而闻名，但到了30年代他又极力反对这一运动，并与史语所的同仁一道，将重建古代史作为学术的中心任务。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王汎森在其另一本著作《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就曾指出，傅斯年对古代史“从破坏到重建”过程是中国现代学术逐渐形成的过程。而傅斯年与顾颉刚从志同道合到彼此交恶，不单单是个人恩怨，更折射出当时史学界的重要变化。作者并不仅仅止步于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傅斯年这一思想转型的脉络进一步梳理，并在“傅档”中发现了一篇讥讽顾颉刚和钱玄同的小说《戏论》，表达了他对《古史辨》的憎恶，尤其是对其核心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
1931年在河南安阳小屯
傅斯年态度的转变关键节点在于安阳考古发掘成果的公布。自1928年至1934年，史语所的考古学家花了七年的时间展开挖掘工作，一方面证实了甲骨文的可靠性，同时也证明了“商朝已经进入充分发展的铜器时代”。“只有在安阳发掘之后，历史学家们才敢于将商朝作为一个真正被证实了的朝代，放在他们著作的开篇。”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以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为中国史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安阳的考古发掘显示了傅斯年在史语所远见卓识的领导才能，他不仅为学术能委身于人事复杂的政界，并且知人善任，为考古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体制性遗产”，而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制定的准则，即便在今天对考古队的田野工作仍旧适用。
1935年傅斯年（左一）前往安阳视察第11次发掘
左二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左三为梁思永
不单单对于顾颉刚，身处学术争鸣、思想活跃的大时代中，与其他学者种种观点的矛盾与冲撞也比比皆是。如作为新史家的傅斯年，在面对与旧史家的几次冲突的同时，还遭遇到左派史家的质疑。即使是与亦师亦友的胡适，在诸多问题的观点上二人也多有分歧。而后期步入政坛的他更是得到了“傅大炮”的绰号，他极力反对政府的腐败和不端的行为，凭借一己之力将两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赶下台，被称为政坛清流。
而对于傅斯年本人，“一团矛盾”也是对他的个体生命最精妙的注脚。从青年时代开始，许多矛盾的元素就已经在他身上凸显。北大求学时代，他加入新潮社，效法老师辈创立的《新青年》，主编了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杂志，有意味的是在撰写该刊的发刊词时，傅斯年却选择了文言文，虽然他自称有策略上的考虑，也不免有“旧瓶”与“新酒”之间的撕扯。他成长于中国传统家庭，珍视家庭关系，却发出了家庭是“万恶之源”的呼号，常年挂在宿舍一幅字“四海无家，六亲不认”。青年时代的傅斯年痛苦地发现：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以至于留下了诗句“你的颜色是悲凄的，终日流泪。”
《新潮》第一卷 第一号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那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从而失去了对个人的约束力，但新的伦理规范又尚未建立，使得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陷入种种的“两难”。“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里，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作者引用斯特林堡在1888年创作的戏剧《裘莉小姐》中的序言，以此说明新旧过渡时期人们的迷茫与复杂。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和“后古史辨”的时代，傅斯年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20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与许许多多五四青年一样，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北大新潮社
当我们聚焦于傅斯年个体，可以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充满悲剧的一生。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个人鲜明的反传统立场与社会上以标榜传统并高扬国族主义的矛盾、对文化理念和历史观点自省时产生的自我矛盾，这些矛盾让他在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被撕扯的状态。而作者在结语中所谓的“五四青年的失败”，与其说是傅斯年的个体现象，倒不如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在历史的浪潮中，日本侵华战争带来了时代主题的变化，让五四一代向国家主义低下了头。在政治左右一切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提出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理念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脱节。无论大陆还是港台，20世纪50年代以后，曾作为“五四”象征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偃旗息鼓，而秉持“五四”文化理念与学术精神的一代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四时期的傅斯年
历时性的流动生命
在“一团矛盾”中，还有贯穿傅斯年生命始终的一条线索，那便是在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的互动中寻找一条人生道路。在“学”与“用”的关系上，傅斯年经历了诸多起伏和变化，他曾自述，“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中研院史语所
1928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的出发点便是“历史学家如何将他们的研究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相结合”。而当时傅斯年以及领导下的史语所却刻意保持疏离的态度。绝对忠实于历史的客观性，是兰克学派及实证主义在傅斯年身上留下的重要影响。他要求史语所“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并规定，“史语所的目标不是可以给人民以光明的希望，而是客观地解释民族的过去；并且不对政治施加影响”。这也成为他被左派史家攻击为“饱学的奴才”（翦伯赞语）的原因。
中英版《东北史纲》
而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发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喟叹。他意识到中日战争更是一场文化战争，于是筹组一批历史学家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目的是想驳斥当时在日本学者中流行的满洲、蒙古、西藏最初并非中国领土的观点。而由他写作的《东北史纲》却因准备不足招致了不少学界的批评，虽然这是一部“民族情绪压倒了学术规范”的不成熟的作品，却也反映了他内心中深切的民族主义与五四以来反传统思潮的纠葛。他是一个极具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他无法再仅仅陷于纯粹的学术世界。傅斯年曾经说，自己“不能离学术太远，也不能在学术里呆太久”，摆荡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困境，让这样一位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无法再漠视现实的中国，这是使他最终走上政治道路的原因。
西南联大
1942年，傅斯年进入政坛以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刚刚就任北大代校长，还在筹划迁校回京的傅斯年，就经历了昆明学生运动。这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抗国民政府高压的文化政策的集中爆发，1945年12月1日，左派学生举行公开集会谴责国民党腐败，并与驻军爆发冲突，致使四名学生死亡。学生决定联合罢课，要求惩治凶手。傅斯年被蒋介石指派解决此事。通过许诺政府让步，也凭借当年对孔祥熙的弹劾积累下的信誉，傅斯年平息了这次学生运动。老友冯友兰取笑他“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暗指昔日曾作为五四学运造反领袖的傅斯年，而今却成为了压制学运的当局者。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既作为参政员，是政府弊病的批评者，也在北大、台大期间对汉奸或附逆者采取严厉的举措，傅斯年是“一个传统劝谏者，而绝非一个职业的政客”。
1945年7月，国共和谈时毛泽东宴请傅斯年
左起:傅斯年,毛泽东,章伯钧,冷遹,
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
关于傅斯年政治上的选择，作者单辟章节梳理了他1927年回国以来的政治倾向。书中也一直有一条隐线是傅斯年对于中共的态度，作者选择了几个时期傅斯年与毛泽东的交往，穿插于行文中，从侧面映衬了傅斯年政治生涯和生命轨迹的流动感。五四时期，学运领袖傅斯年主办的《新潮》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而仅是北大图书管理员的他无缘参与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的讨论组。时隔近三十年，二人再次相遇，却是在1945年7月，傅斯年等国民参会代表访问延安。他们彻夜畅谈，傅斯年说，毛泽东像刘邦、项羽，是大造反者，而自己只是如陈胜、吴广一般的小造反者。离开延安前，毛泽东亲题唐代章碣诗“刘项原来不读书”送给傅斯年。“这两个五四青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成为学者，另一个选择了‘不读书’而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对手。”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谴责傅斯年为战犯。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对傅斯年也受到严厉批评，也使大陆学者对傅斯年讳莫如深，多年以来其学术成就在新中国语境下也未被承认。
毛泽东手书赠予傅斯年
人物研究的启示
“矛盾”与“流动”的生命主题贯穿研究始终，作者王汎森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以问题为主干，又不失叙事味道的历史写作”，一方面在于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和富于想象力地精巧运用，另一方面在于研究者将温情的人文关照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融入人物研究之中。
本书以各种版本的傅斯年文集和傅斯年档案为基础史料，并辅之以傅斯年藏书、私人访谈、主要交往人物的文献、各类纪念文章等核心史料。各个版本的文集就包括：1952年台湾大学出版的五卷本《傅孟真先生集》；1967年文星出版社十卷本《傅斯年选集》；1980年由傅斯年遗孀俞大䌽发起编纂的七卷本《傅斯年全集》。而傅斯年档案则是1948年末转移至台湾，保存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五大箱四千多件傅斯年私人文件，其中不乏未被收录于傅斯年文集中新发现的文章，附录中的两篇《攻击顾颉刚的小说片段》和《傅斯年于陈布雷笔谈记录》就是新收录的文章。“傅档”中存在大量不曾公开的信件和笔记，在傅斯年的藏书《观堂集林》和《古史辨》的批注中，作者解读出傅斯年对王国维和顾颉刚的感觉。而上千封的书信往来则是傅斯年社会交往的记录，反映了学术观点的交锋、私人关系的亲疏以及书信往来者的脾气秉性。作者从历史的细节中挖掘出了更多重塑人物的素材，这些材料的综合运用，重构并丰富了傅斯年的个人世界。
中研院“傅斯年档案”
本书中的脚注的精心排布设计也是史料运用的一个特点。除了必要的标注出文献出处，在很多叙事关键点的注释中也融入了更多样的史料，在不影响主线脉络叙事的前提下，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信息点和更大的联想空间。有的脚注是一个故事或一个考证，有的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或一个必要的补充论证。作者以探寻历史背景来对人物的学术观点、思想脉络、政治选择进行解释。这也继承了他的老师余英时强调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的论述中，作者能够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这也正是源自傅斯年当年所提倡的“史料学”的方法论，正如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呼应——傅斯年推崇的治学方法，成为后代学者对他个体生命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书作者王汎森
柯林伍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想要重演人物的思想就必须对研究对象有足够的尊重和深刻的体认。“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是一个寂静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沸腾的心灵世界。他所着力探究的，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生生的人。”本书中在翔实的史料与理性的论述的背后，是作者王汎森对于傅斯年深切的悲悯之情。“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义度其变”，历史研究的深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家对人性体验的深度。在作者的字里行间中，能感受到傅斯年在个人意志与时代大潮之间艰难的抉择。从个人来看，他备受煎熬的内心产生对理想主义的怀疑，后期对实证主义史学立场的动摇、重返孟子哲学、重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而外部的严峻形势下，他放弃自己的立场进入政坛、写下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东北史纲》、加入曾被他嗤之以鼻的“复兴国学”运动等。傅斯年成为一个时代坐标下的文化符号，作者以“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作为对他一生的总结，曾经的五四领袖、学界翘楚黯然倒下，在“矛盾“与“流动”中求突围之径，即便因历史的拘囿难展其才，但他尽了一位学者、国民的忠实本分，“归骨于田横之岛”也许是他对世间最好的辞别之语。“历史研究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更重要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人物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是陌路之人，这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拥有严谨论述的能力，更需要对个体生命的理解与尊重。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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