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靠哲学谋生,挂着教授的头衔,高踞哲学的讲坛,读书破万卷,熟记前人思想,可谓学问高深。另一个人,姑且说吧,只是个流浪汉,读过不多几本哲学书,比起前者来望尘莫及,但是他天性敏感,热爱人生,情不自禁地思考着人生的种种根本问题,百折不挠地求索着人生的真谛,要他不这样做,就等于叫他去死。
问你,谁是哲学家?
他不仅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
毋宁说,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成为哲学家的首要条件。然而,这也是最难达到的条件:
要真实——很少人能做到!即使能做到的人,也还是不想做!
因为真实是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的呵。
那么,怎样才算一个真实的人呢?尼采常常把真正的哲学家同“学者”进行对比,我们从这种对比中可以更加明白尼采的要求。
尼采自己是做过十年学者的人,因此当他说他精通“学者心理学”时,大约不算夸大其词。在他的著作中,我们随时可以遇见对于学者形象的描绘和对于学者心理的剖析。
让我们先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学者”一节中摘录比较完整的一段话:
这是真的,我离开了学者们的屋子,并且砰然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的灵魂饥肠辘辘地坐在他们的桌旁已经太久;我不像他们那样志在砸开坚壳,剥取知识。
我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我宁愿睡在牛皮上,胜似睡在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上。
我太热了,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常常因此而窒息。于是我不得不到户外去,离开一切尘封的屋子。
但他们冷漠地坐在阴凉的暗影里:他们只愿做观众,留心不坐到太阳晒烤台阶的地方去。
如同那些站在街上呆望过往行人的人,他们也如此期待和呆望别人想过的思想。
一旦有人捉住他们,他们立即像面粉口袋那样在自己四周扬起灰尘,而且不能自已。可是,谁会猜到他们的灰尘来自谷粒,来自夏日田野的金色欢乐呢?……
……他们的手指知道一切的穿针、打结、编织,他们如此制造着精神的袜子!
他们是好钟表,只须记着及时给他们上发条!于是他们报时无误,同时发出一种谦虚的噪音。
他们如同磨盘和杵臼一样地工作着,只要向他们投放谷粒就行!——他们擅长磨碎谷粒,制成白粉!……
这里已经把学者与真正的哲学家(以“我”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出现)两相对照得很鲜明了。第一,学者天性扭曲,真正的哲学家却天性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第二,学者“冷漠”,真正的哲学家却热情而真诚,“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第三,学者无创造性,如磨盘和杵臼,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真正的哲学家却富于创造性。
在尼采看来,“学者”类型的产生不能归咎于个人,而是整个偏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制度和琐细分工的产物。科学在自助时伤了它的仆人,把自己的冷漠干枯的性格刻印在他们身上了。学者们过早地献身于科学,使他们的本性遭到扭曲,长成了精神上的驼背。一个人当了学者,就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蜷曲着腰,头垂到纸上,在书斋沉重的天花板下过着压抑的生活。试看少年时代的朋友,原先聪颖活泼,一旦他占有了一种专门学问,从此就被这项学术占有了,在这小角落里畸形生长着,做了他那专业的牺牲品。按照尼采的理解,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为人生探寻和创造意义的人。学者的人性已被扭曲,他自己的人生已无意义,又如何能成为一个赋予人生以意义的哲学家?
哲学的使命还要求哲学家绝对真诚。真正的哲学问题关乎人生之根本,没有一个是纯学术性的,哲学家对待它们的态度犹如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样。一般人无此紧迫感,他们的认识无非出于利益、爱好、无聊或习惯。可是,回响在哲学家耳旁的声音却是:“认识吧,否则你就灭亡!”对于他来说,真理如同用刀子切入了他的皮肉中去一样。
尼采写道:
我们哲学家不像普通人可以自由地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地将灵魂与思想分开。我们不是思索的蛙,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的装置——我们必须不断从痛苦中分娩出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它们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液、心灵、火焰、快乐、激情、痛苦、良心、命运和不幸。生命对于我们意味着,将我们的全部,连同遇到我们的一切,都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烈火,我们全然不能是别种样子。
尼采还写道:
一个思想者是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在其中看到他的命运、他的需要以及他的最高幸福,还是‘不切身地’对待,仅仅以冷静好奇的触角去触动和把握它们,其间有最显著的区别。在后一场合,可以断言,是毫无成果的。
真诚意味着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思想中去,这样的人的思想是“一部热情的灵魂史”,其中充满着“在思想的热情中燃烧着的生命所具有的升沉和震动”。真正的哲学家怀着巨大的热情,“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他的生活“全然不是静观的、局外的、漠然的、安全的、客观的”。
一个真诚的作家绝不会自欺欺人,故弄玄虚,因为他是“为自己而写作”。尼采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
每一个字都源自深刻的、内在的体验;其中不乏最痛苦的体验,有一些字甚至是用血写的。
可是,学者往往缺乏真诚,且不说那些借文化谋私利的人,就是自命为了爱知识而求知识的“纯粹的求知者”,也不过是“精巧的伪善者”。因为真正的爱必定与死相伴,愿为所爱者去死,而他们却像月亮一样,自命清高,无欲地淡视着人生。一旦灼热的太阳升起,月亮的爱就到了末路。这太阳,就是热爱人生的真正的哲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全身心地治理哲学问题,把他的活生生的个性融到哲学思考之中,如此形成的思想必是创造性的,因为,倘若创造性不是独特个性的体现,又是什么呢?
尼采认为,一个哲学家必备两种相关的特性:他须“初始地看察事物”,他本身须“是一个初始看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的个性是独特的,他看事物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
可是,学者的本性却是非创造的。
在任何时候,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后者想要杀死、解剖和理解自然,前者想要用新的活泼的自然来加强自然。
学者治学靠一种“愚钝式的勤勉”,埋头于书籍,一点一滴地搜集着各门科学的现成结论,靠别人的思想度日。真正的思想家向往闲暇,以便自由地从事创造,玩味自己的思想。平庸的学者却害怕闲暇,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一旦空闲,便觉无聊,于是书籍和学术成了他驱除无聊的苍蝇拍。
在《快乐的科学》一书《学者的由来》一节中,尼采列举了学者的种种类型:秘书型的学者只知整理种种材料,使之系统化;律师型的学者全力辩护其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权利;牧师型的学者一心让人们信仰他的信仰;犹太学者运用逻辑迫使人们赞同他的意见。所有这些人,不思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只图以各自的方式证明自己从事着正当的工作。
尼采最反对死读书。他写道:
学者仅以‘翻’书本为业……最后就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不翻书,他就不思考。当他思考时,他是在对一个刺激(一个他读到的思想)做反应——最后他就只会做反应了。学者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赞同和反对,用来批评业已产生的思想——他自己就不产生思想了。
结果“成了必须去擦它才生出火花即‘思想’的火柴”。尼采说这话是有切身体会的,当他因眼疾而不得不停止阅读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轻松之感,他从书籍中解脱出来,有工夫自己思考了。他真切感到,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自己来创造,说出非他不能说出的话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把太多的时间耗在阅读上,是一种浪费。
在破晓的黎明时分,在精力最饱满、最洋溢的时候,拿起一本书来读——我把这叫作堕落!
他认为,自我教育是造就一个思想家的唯一途径:
没有教育者。——作为思想者,一个人应当只谈自我教育。
书籍、知识、他人的思想都只能拿来为我所用,而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
总之,一个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即一个天性健康、真诚、有创造能力的人。这是由哲学的对象和使命所决定的。既然哲学的对象是人生,使命是赋予人生以意义,那么,唯有天性健康才能正确地领悟人生,唯有真诚才能忠实地探求人生的意义,而人生的意义又要靠它的寻求者来创造。学者之不能胜任哲学的使命,正由于他同人生处在一种根本错误的关系中,他漠视人生,远离人生,虚度人生。所以,尼采断定:“一个学者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一个真诚的人生寻求者可能走错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一个“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即是最大的错误。所以,尼采轻蔑地说:
即使我走着我自己的错路,我也仍然走在他们头顶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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