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在潍县插队落户我嫁给一个小木匠，退休后我带他回青岛|幸福|木匠|潍县|知青岁月|知青点|青岛市

作为一名老知青，我十七岁到潍县朱里公社插队落户，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会木工手艺的农村青年，生活说不上有多幸福，倒也衣食无忧。之前总在自媒体上看别人讲知青的故事，今天借助自媒体这个平台，我也讲一讲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

我叫张海燕，土生土长的青岛人，1968年12月下旬乘坐汽车离开了青岛，来到了距离青岛三百五十里远的潍县朱里公社插队落户。那年我十七岁，初中毕业没多久。

来到朱里公社后，我们在公社革委会食堂吃完午饭，公社干部宣读完知青分派名单，我们十三名青岛知青就跟随前来接应的老乡，来到了周庄大队，我们六名女生和七名男生插队落户在周庄大队第五生产小队，我们的行李是孙队长和几位老乡用独轮车帮我们推回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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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五队人口不多，只有三十多户社员，总人口一百二十多人，队长姓孙，叫孙茂才，他让我们十三名知青暂时借住在老乡家中，也和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孙队长说了，等开春天暖和了，就给我们盖新房。

我和刘淑芹借住在孙木匠家，孙木匠家有三间大堂屋，还有两间厢房。孙木匠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姑娘，叫孙玉荣，和我同岁。小的是个男孩，叫孙玉军，当年十四岁，刚读初中一年级（那时也叫六年级）。孙玉军和他父母都住在堂屋里。厢房外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里间屋是一铺炕，我和刘淑芹还有孙玉荣三个人就住在了厢房里，睡在那铺热乎乎的土炕上。

孙木匠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家的伙食也相对好一些，顿顿都是玉米面糊糊或小米糊糊，隔一天就能吃一次炖菜。木匠婶子（孙木匠的媳妇）勤快手也巧，会摊煎饼，我们感觉孙木匠家的伙食我比我们城里还好。孙木匠一家都很善良很热情，对我俩特别好，我和刘淑芹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感动。

刚来到周庄插队时，正是寒冷的冬天，队里的青壮劳力都到潍河沿岸修水利去了，孙队长就让我们知青跟着老社员和女社员干一些零杂活，比如起牛圈（把牛圈里的牛粪挖出来），挑土垫牛圈，也往麦田挑粪。因为是农闲时节，地里的农活也不多，基本就是干半天歇半天，我们也没觉得干农活有多苦。

每天晚饭后，孙玉荣就把她弟弟孙玉军叫到我们居住的厢房，让我帮玉军弟弟检查一下作业。因为玉荣姐（她比我大半岁）没上过学，她认识字很少，玉军弟弟写的作业她也不知道对错。

孙玉军长相挺好，嘴也甜，看到我和刘淑芹就喊姐，只是他不爱学习，写字也不好看，问他课本上学过的知识，好多他都不会。在我和刘淑芹的帮助指导下，孙玉军才慢慢入门，写字也比以前认真了。

第二年麦收以后，队里给我们知青盖了四间新房子，成立了五队知青点，我们十三名青岛知青都搬到知青点居住了。因为木匠大叔家住在村子北边，我们知青点在村子南边，距离有点远，我们也就不方便辅导玉军弟弟学习了。

在木匠大叔家借住时，木匠婶子不让我俩做饭，也不用我俩刷锅洗碗，我俩天天都吃现成饭。可到了知青点，我们要轮流做饭，伙食也赶不上在木匠大叔家借住时吃得好了，少了木匠婶子的关爱和温暖，我和刘淑芹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失落和难过。

到了秋收时节，生产劳动更累更苦，天天都起大早割谷子砍高粱（用板镢把高粱杆砍倒），还没打完场，紧接着就是播种越冬小麦。等秋收秋种结束了，我们晒黑了累瘦了，也变得不爱打扮了，就连洗脸梳头，我们也都马马虎虎了。农村的生产劳动很累，农民的日子很苦，我们切实体验到了。

木匠大叔家的孙玉军弟弟初中毕业后，我们都希望他继续读高中，他说不想读书了，想跟他爸学木匠。就这样，十六岁的孙玉军做了木匠大叔的徒弟，父子俩一起到周边的村庄帮乡亲们打家具上房梁，他爷俩的收入少部分交到队里买工分，大部分就成了额外收入，所以他家是周庄大队比较富裕的人家。

一晃就到了1975年秋天，在周庄五队插队落户的六名女知青有四个人招工进城了，一人到县里工作，两人去青岛国棉厂工作，还有一人到供销社当了售货员。七名男知青也有三人回了青岛，一人到县里工作，可能是因为我长得瘦弱，再加上我祖父还有历史问题，招工招干我屡屡受挫。好在木匠婶子对我很关心，经常安慰我开导我，我低落的情绪才有所改变。

那年秋天周庄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当时孙玉军的大爷正好当上了大队书记，在木匠大叔的帮助下，我成了周庄小学的民办教师，为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木匠大叔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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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民办教师以后，不用下地干农活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个星期天都能休息一天，每个月还有几块钱的补助金，我对民办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比较满意的。大约半年后，我突然发现，我的皮肤比以前白了，体重也增加了好几斤，个头也高了不少。木匠婶子说我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1976年秋天，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也通过了文化课考试，最终却没能通过政审。和梦寐以求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当时死的心都有。木匠婶子把我叫到她家，给我做好吃的，安慰说：闺女，不能上大学咱就在学校当老师，当老师虽然比不上当工人当干部的，可怎么也比下地干农活轻松。”

经历了那场推荐上大学的打击，我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我祖父解放前当过保长，他老人家的历史问题有可能会对我造成一辈子的影响，也许我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农村了。

那年初冬，孙队长突然来到知青点，把我叫到院子里，笑着对我说：“张老师，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对象，这个小伙子你很熟悉，就是小木匠孙玉军，人长得不赖，还会手艺，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队长，我比玉军弟弟大三岁呢，这恐怕不合适吧。”“人家说女大三抱金砖，玉军不嫌你大，只要你愿意就行。不过，玉军他娘也说了，你也不要为难，愿意不愿意都是你说了算，就算你不愿意，他家也不怪你。”孙队长笑着说。

征得了父母的允准，我和玉军弟弟定下了婚事，那年腊月十二，我就和孙玉军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婚礼。当时有几名同学都觉得我不该这么草率就嫁人，更不该和农民结婚。说句实话，当时我心里也很迷茫，但我觉得木匠大叔一家人都很淳朴善良，对我也很好，我也发自内心地喜欢玉军弟弟。

婚后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有多幸福，但我觉得很快乐。孙玉军虽然比我小，可他很勤快，对我特别好。我婆婆（木匠婶子）待我就像亲闺女，家务活不让我管，有点好吃的都偷偷盛到我的饭碗里，她说我是老师，只管教好学生就行，家里的事情不用我管。

1977年冬季，我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当时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1977年的高考，我没能参加。原本打算第二年再报考，可当时孩子小，就算我能考上师范学校，可我也舍不得丢下可爱的宝宝去读书啊。

一年后，我又怀上了第二胎，从此也就彻底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打算，死心塌地做了一名民办小学教师。

生下了二胎，婆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要照看两个孩子，还要做家务，好在孙玉军特别勤快，老早就起床挑水，每天外出干木匠活回到家，不是哄孩子就是帮着烧火做饭，从无怨言，我感到很欣慰，并没觉得嫁给农民有多委屈。

1982年秋天，我考上了县教师进修学校，在县里学习两年，毕业后回到我们乡里的一所联办中学当了初中老师，也转成了公办教师，月月都能开工资了。两个孩子也随我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吃上了国库粮。

我的一双儿女都很争气，闺女考上了潍坊纺织技校，儿子考上了青岛大学，在我们村，当时一共有三个中专生一个大学生，我儿子是村里唯一一名大学生。

我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青岛，在一家科研所工作。我退休那年，我公公因病去世了，料理完公公的后事，我就带着我丈夫回到了青岛。当时我婆婆不愿去青岛，就留在农村跟着玉荣姐生活了一年，等我们在青岛安顿好了，我就回到潍坊，把婆婆接到了青岛，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2020年初冬，我婆婆感染了新冠病毒，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婆婆的离世，让我悲伤了好久。

目前，我和孙玉军生活得很好，他虽然没有退休金，但闺女和儿子都很孝顺，我俩的生活没有任何负担。日子虽然比不上别人富足，但我很知足，因为和孙玉军结婚几十年，我俩几乎没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他虽然比我小三岁，可他处处都让着我，没让我受过一点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