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的总部在上海，领导着全国革命力量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割据。当年把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放在大城市上海，是由于上海的交通和通讯比较发达，便于向共产国际联系汇报和指挥中国的武装革命斗争。但上海白色恐怖形势严峻，地下党活动时刻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中统特务和租界势力的破坏。

1931年6月，上海中共特科（负责保卫和锄奸部门）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马上叛变，供出了上海党组织的地址和人员。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危在旦夕，命悬一线。好在地下党及时得到情报，立刻组织大转移、大撤离。转移和撤离的目的地是江西的瑞金。

如今从上海到瑞金，无论是坐火车还是乘汽车，短短几个或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之下，要想按照今天的路线，从白区进入苏区，谈何容易，比登天都难。各地军阀、特务、民团和保安在铁路、公路、水路和山路等等地方，层层设岗，处处盘查。国民党反动派叫嚣：不要说人，就连一只蚊子都别想飞进苏区！

当时瑞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是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从上海撤离的中共领导人，只有闯过反动派设置的重重封锁线，躲过敌人的盘查和追捕，才能进入瑞金苏区。

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一条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联络的秘密交通线，发挥了巨大的也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条绝密的交通线，途经上海、香港、广东汕头和大埔、福建永定，最后到达江西瑞金。交通线全程约有3000公里，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在这条绝密交通线路上，安排了许许多多的交通站和交通员，把一个个中央领导和中共重要人员，接力护送到苏区。据统计，从1930年开始，到红军长征前，仅经过这条交通线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有200多人。

不计其数的革命同志，都是走这条线路，往返于上海和苏区。苏区大量的经费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运往上海；上海地下党购买的枪支弹药和药品通信器材等等，也是利用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苏区。

从上海撤离的中共领导人，出上海不能走陆路，只能乘客船先到香港；然后通过香港的交通站，再乘客船进入广东汕头；汕头交通站派人接应，从汕头坐火车和客轮进入广东大埔；再从大埔下船，翻山越岭走秘密交通线到达福建永定。到了永定，就进入苏区了，然后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到达江西瑞金。这3000多公里的艰难路程，一般要走一个多月（含在各地交通站等候时间）。

国民党中统特务在这条绝密交通线上，尤其在广东大埔一带，织就了一张严密的大网，等着抓捕中共领导人。各地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与国民党斗智斗勇、昼伏夜出、巧妙周旋、出生入死，不知用多少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这条绝密交通线的畅通，换来了一个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可歌可泣，可赞可颂，令后人追思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