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青玉,姓苏。生在苏州,长在苏州。十六岁那年,一顶半新不旧的青呢小轿,把我从城南的苏家绣坊,抬进了城西的沈家大院,做了沈家大爷沈柏年第三房小妾。

我们苏州这地界,说话做事都跟那苏绣似的,表面上花团锦簇,一派祥和,可你翻过来看,那背面有多少线头打了结,多少针脚走了歪,只有自个儿心里清楚。沈家,就是这么一幅顶顶光鲜的绣品。

沈家是做丝绸生意的,家业传了四代,富得流油。沈家大院,光是院子就有九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比我们苏州府的园子也不差什么。可这院子再大,也是个笼子。进了这笼子的女人,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我不是。我娘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她本是小户人家的女儿,会点生意经,被我爹看上,收了房。一辈子,她没争过什么,没抢过什么,只守着她的小院子,教我识字,算账,还有……看人。

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沈家。说是托付,其实就是卖。我爹的原配夫人,也就是我的“嫡母”,用我换了沈家一笔救急的银子,好让她自己的亲儿子风风光光地参加秋闱。

所以,我进沈家门那天,就知道自个儿是个什么货色。我是一件货,一件用来填补沈家后院空缺,顺便给我那“好哥哥”铺路的货。

抬我的轿子,是从偏门进的。没有鞭炮,没有喜乐,跟做贼似的。拜了堂,见了沈家老太君和当家主母秦氏,这事就算成了。

沈柏年,我的“夫君”,我当天晚上才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人长得不赖,白净面皮,细长眼睛,带着一股子生意人的精明。他掀了我的盖头,端详了半天,说了句:“倒是个齐整人。”然后,就没了下文。他喝了杯合卺酒,就去了正房秦氏的院子。

我一个人坐在铺着大红鸳鸯锦被的床上,听着外头淅淅沥沥的雨声,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我娘早就跟我说过:“青玉,进了那样的门,别盼着男人的心,那玩意儿比天上的云还靠不住。你要盼的,是自个儿能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我的丫头杏儿,是我从娘家带来的,看我一脸平静,她倒先急了,小声嘟囔:“小姐,这……这也太欺负人了!新婚之夜,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摘下头上沉甸甸的凤冠,揉了揉发僵的脖子,对她说:“杏儿,记住,在沈家,‘道理’两个字,是秦氏手里的算盘珠子,她想怎么拨,就怎么拨。我们,听响儿就成。”

我的院子叫“听雨轩”,名字好听,地方却偏得很。在整个沈家大院的最北角,挨着下人房,潮湿,阴冷。正房秦氏,是苏州本地望族秦家的嫡女,管着整个沈家的中馈。她给我送来的两个“教导”嬷嬷,一个姓张,一个姓李,说是伺候,其实就是监视。

头一个月,是下马威。

我的吃穿用度,都是按着最低等的份例来的。早上一碗清得能照见人影儿的白粥,配一碟蔫了吧唧的咸菜。中午晚上,一荤一素,那荤菜,多半是些大肥肉,腻得人恶心。那素菜,不是炒过头的青菜,就是没煮烂的萝卜。

杏儿气得直哭,要去大厨房理论。我拉住了她。

“去了怎么说?”我问她。

“就说她们克扣我们的伙食!”

“证据呢?”我淡淡地说,“秦氏会告诉你,如今家大业大,要节俭持家。你一个妾室的丫头,是想指责主母管家不力吗?”

杏儿不说话了。

我把那些肥肉挑出来,用热水涮了又涮,切成小丁,拿去喂院子里的野猫。那些青菜萝卜,我自己小口小口地吃完。我不但不生气,脸上还总挂着笑。见了张嬷嬷李嬷嬷,客客气气;见了秦氏院里的丫头,也是和和气气。

我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让秦氏摸不着头脑。她本想看我哭,看我闹,最好是闹到老太君那里去,那她就正好给我安个“不知本分”的罪名。可我偏不。我就像一块扔进水里的棉花,连个响儿都没有。

一个月后,张嬷嬷和李嬷嬷看我实在是个“软柿子”,监视也松懈了。我开始我的第一步计划。

我把我娘给我压箱底的几件首饰,偷偷当了,换了二十两银子。然后,我让杏儿去外头,买了个小小的红泥炉子,一口小锅,还有一些米、面、干货。

我就在我的听雨轩里,支起了我自己的小厨房。

这在大家族里,是犯忌讳的。私设小厨房,就是明着说大厨房的饭菜不好,打主母的脸。但我做得很高明。

我不做那些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我只做一些我们苏州本地最家常,最清淡的东西。一碗拿塘鳢鱼熬的雪白鱼汤,一碟用新剥的鸡头米炒的菱角,一碗焖得烂烂的、撒了桂花糖的芋头。

这些东西,不金贵,但胜在新鲜、干净、用心。

红泥炉子就放在我房间的角落里,窗户开着,那股子清甜的香气,就顺着风,悠悠地飘出去。

最先被勾过来的是隔壁院子的赵姨娘。她也是个不受宠的,份例跟我差不多。有一天,她借着送帕子的名义,进了我的屋,闻着那股子鱼汤味,眼睛都直了。

我笑着盛了一碗给她:“自家熬着玩的,姐姐要是不嫌弃,尝尝?”

她喝了一口,眼圈都红了。她说她有三年,没喝过这么鲜的汤了。

从那天起,赵姨娘就成了我的“盟友”。她会拿她份例里的一些布料,跟我换一碗热汤。后来,又有两个不得宠的姨娘,也偷偷摸摸地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厨房联盟”。

我们抱团取暖,互相通着消息。我知道了,秦氏的儿子,沈家的嫡长子,体弱多病,常年泡在药罐子里。而沈柏年,除了秦氏,还宠着一个从扬州瘦马里买来的柳姨娘。这个柳姨娘,最是恃宠而骄,眼睛长在头顶上,是秦氏的眼中钉。

整个沈家后院,就是个小小的江湖。秦氏是武林盟主,柳姨娘是风头正劲的魔教妖女,我们这些,就是些在夹缝里求生的虾兵蟹将。

有了自己的小厨房,我的日子好过多了。但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地站稳脚跟,我必须要有更大的依仗。

机会,是沈家的老太君给我的。

老太君信佛,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吃斋。但她又是个挺讲究的老太太,斋菜也要做得花样百出。秦氏为了讨好她,每个月都要绞尽脑汁地给厨房下菜单。

那年秋天,苏州的雨水特别多,连着下了一个月。天气一潮,人的胃口就不好。老太君更是茶饭不思,连着好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人也清减了不少。

秦氏急得嘴上都起了泡。请了城里最有名的素斋馆子“菩提缘”的师傅来家里做,老太君尝了一口也说腻。

我听赵姨娘说了这事,心里就有了谱。

那天晚上,我用新收的芡实,也就是我们苏州人说的鸡头米,磨成粉,和上一点糯米粉,做了一种极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圆子。汤底,是用松蕈、竹荪吊出来的清汤,半点油星也无。最后,再撒上几朵晒干的糖桂花。

这道点心,叫“清心芡实羹”。是我娘当年身体不好时,我做给她开胃的。

我把羹盛在一个小小的天青色瓷碗里,让杏儿给老太君院子里的管事王妈妈送去。

我嘱咐杏儿:“你就说是听雨轩的小厨房,做了些新鲜玩意儿,想着老太君或许能尝个新鲜。千万别说能开胃什么的,显得咱们功利。”

杏儿去了。半个时辰后,王妈妈亲自来了我的听雨轩。

她一进门,就笑着说:“苏姨娘真是好巧的心思。老太君尝了你的羹,说是清爽,难得地用了大半碗呢。老太君赏你的。”

她身后的小丫头,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两匹上好的云锦,还有一支赤金的簪子。

我连忙谢恩。我知道,我这步棋,走对了。

秦氏很快就知道了这事。第二天,她就把我叫到了她的正房“雍和堂”。

雍和堂里,熏着上好的龙涎香。秦氏穿着一身绛紫色的宝相花纹样的锦袍,歪在铺着白狐皮的软榻上,手里拿着个小巧的银质手炉,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妹妹真是好手段。”她开口了,声音不冷不热,“刚进门没几个月,就懂得怎么绕过我这个主母,去老太君面前献殷勤了。”

我跪在地上,低着头,声音不大,但吐字清晰:“姐姐误会了。妹妹只是想着,自己也是沈家的人,老太君凤体不安,做媳妇的,理应尽心。妹妹人微言轻,不敢惊动姐姐,只能做点小东西,聊表寸心。若是做得不好,惹老太君不快,那也是妹妹一个人的罪过,绝不敢连累姐姐。”

我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把“邀功”说成了“本分”,把“越级”说成了“担责”。

秦氏被我噎得半天没说话。她要是再罚我,就显得她这个主母容不下一个“孝顺”的妾室,传到老太君耳朵里,她脸上不好看。

最后,她只能冷冷地说:“罢了。你那点小聪明,也就能在吃食上动动心思了。起来吧。记住你的本分。”

“是,多谢姐姐教诲。”我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退了出去。

走出雍和堂,外头的冷风一吹,我后背的冷汗才冒出来。我知道,我和秦氏的梁子,算是正式结下了。但我也知道,我在老太君那里,挂上了号。

真正的交锋,在年关。

年底,各地的庄子、铺子,都要把账本送到府里来,由主母查验,汇总,再报给大爷和老太君。这是秦氏一年里最重要,也是最头疼的时候。

因为沈家的生意太大了。丝绸、茶叶、米行、当铺……光是账本,就能堆满一整张八仙桌。

而秦氏,她出身书香门第,会吟诗作画,却对数字一窍不通。往年,都是靠着她娘家陪嫁过来的一个姓钱的账房先生帮着理。可不巧,那年冬天,钱先生的老娘病重,他告假回乡了。

秦氏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结果,自然是一团糟。

我听赵姨娘说,秦氏为了做平账目,拆了东墙补西墙,好几处庄子的出息都对不上。她急得跟底下管事们发了好几通火,整个沈家内院,气氛都紧张得不行。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但我不能毛遂自荐,那会显得我野心太大。我要让别人,把我“推”出去。

我选择的“推手”,是老太君。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在给老太君送点心的时候,跟王妈妈聊天。我从不聊家里的长短,只聊些市井趣闻,或者我娘当年打理绣坊时的一些经营小故事。

有一次,我聊到我们苏州的绣坊,有一种特别的记账方法,叫“四脚账”。进、出、存、耗,分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我还用手边的茶水,在桌上给王妈妈画了个简单的图样。

王妈妈是老太君身边最得力的人,眼光毒辣。她当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听进去了。

过了两天,老太君又因为账目的事,把秦氏叫去训了一顿。秦氏哭着从老太君的“安康苑”出来,眼都肿了。

第二天,王妈妈就来了我的听雨轩。

她屏退了下人,开门见山地问我:“苏姨娘,你上次说的那个‘四脚账’,真的那么管用?”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面上还是一副惶恐的样子:“妈妈怎么问起这个?我就是随口一说,当个故事讲的。”

王妈妈叹了口气:“不瞒你说,府里的账,快成一锅粥了。老太君正为这个发愁呢。我想着,你既然懂这个,能不能……帮着瞧瞧?”

我立刻跪下了:“妈妈可千万别这么说!中馈账目,是主母的职权,我一个妾室,哪里敢染指?这要是传出去,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瞧你这孩子,就是太谨慎了。”王妈妈扶起我,“不是让你管账,是让你‘帮忙’。老太君的意思,是先拿一个不打紧的账本,让你试试。你要是真有这本事,是给府里分忧,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你要是没这本事,这事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推辞,就是不识抬举了。

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王妈妈拿来的,是府里花圃的账。这是整个沈家账目里,最不起眼,也最不容易出错的一块。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用他们惯用的流水账,而是把我娘教我的方法,重新做了一套账。

我不仅把每一笔花销都列得清清楚楚——买了多少花苗,用了多少肥料,赏了花匠多少钱。我还在后面附了一张简单的分析。比如,我说某几种名贵的花,其实咱们府里的土质不合适,年年买,年年死,白花了多少冤枉钱。我又说,后院那片空地,日照好,适合种桂花树,种下之后,不仅秋天能闻香,桂花还能做成桂花糖、桂花糕,供给厨房,又能省下一笔开销。

我写的不是账本,是一份“经营方略”。

第二天,我把账本交给王妈妈。她拿走后,一整个下午都没有消息。我的心,一直悬着。

直到傍晚,老太君身边的贴身大丫头亲自来请我,说老太君要见我。

我走进安康苑的时候,屋里的人都在。老太君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沈柏年坐在她下首,秦氏和柳姨娘,还有其他几个姨娘,都站在一旁。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

我的那本花圃账,就摊在老太君面前的桌子上。

“青玉,”老太君开口了,声音听不出喜怒,“这账本,是你做的?”

“是。”我低眉顺眼地回答。

“你倒是说说,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门道?”

“回老太君,我娘家是开绣坊的,我从小跟着我娘在柜台上学着打算盘,看账本。这些,都是我娘教我的。”我把一切都推给了我那个已经过世的、卑微的母亲。一个死去的人,是不会招来嫉妒的。

老太君点了点头,拿起那本账,递给沈柏年:“柏年,你也看看。”

沈柏年拿过去,越看,眼睛越亮。他是个生意人,他看得懂我那本账后面的价值。那不是死记硬背的数字,那是能生钱的脑子。

他看完,看了我一眼。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看”我。眼神里,不再是审视一件货物,而是一种……惊讶和欣赏。

“娘,苏姨娘这账,做得确实清楚明白。后面的条陈,也颇有见地。”

老太君“嗯”了一声,然后转向脸色已经惨白的秦氏。

“秦氏,”老太君的声音冷了下来,“你掌管中馈五年,府里的花圃每年要花掉三百两银子,你可知为何?”

秦氏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青玉进门不到半年,看一本账,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你呢?你只知道年底账不平,就去克扣下人的用度,惹得底下怨声载道。这就是你管的家?”

“母亲,我……”秦氏“噗通”一声跪下了,“是儿媳无能。”

那一刻,整个屋子,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绣花鞋尖。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沈家的天,要变了。

老太君最后发了话。她没有夺了秦氏管家的权,那会动摇沈家的根本。但她下了一道命令。

“从今天起,府里所有的账目,先交由苏姨娘整理、核算,做成‘四脚账’后,再交予主母查阅定夺。”

这道命令,看似是让我给秦氏打下手,但所有人都明白,我拿走的,是管家权里最核心、最实在的那一部分——财权。

秦氏,成了一个被架空的“主母”。

我搬出了听雨轩,住进了离老太君的安康苑最近的“揽月阁”。院子大了,亮堂了,下人也多了。我的份例,也提到了和秦氏一般无二。

我没有得意忘形。我见了秦氏,还跟以前一样,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她给我冷脸,我就笑脸相迎。她刁难我,我就四两拨千斤地化解掉。

我开始整理沈家所有的账目。那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天整天地打算盘,写报表。我发现,沈家的家业,远比我想象的要大,但里面的窟窿,也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很多管事,都和秦氏的娘家有牵连,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我把这些,一笔一笔地,都记了下来。但我没有立刻揭发。

水至清则无鱼。我把一些小的、不痛不痒的漏洞,在账面上“抹平”了,然后拿去给那些管事看。

他们都是人精,一看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是要置他们于死地,我只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的把柄,在我手里。从此以后,都给我老实点。

慢慢地,整个沈家内院的风气,都变了。下人们的月钱,准时足额地发了。厨房的伙食,也好了起来。那些被克扣的炭火、布料,也都补上了。

我没有花更多的钱,我只是堵上了那些看不见的窟窿。

我成了沈家后院,一个不说“不”字,但谁也不敢说“不”的人。

沈柏年开始频繁地来我的揽月阁。他会跟我讨论生意上的事,有时候,甚至会把外头铺子的账本拿来,让我帮他参详。我们不像夫妻,更像是一对生意上的合伙人。

我从不跟他谈情说爱,也从不要求他专宠于我。我只要我的安稳日子。

秦氏彻底地败了。她把自己关在雍和堂里,整日念经,不问世事。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柳姨娘,也因为几次顶撞我,被我抓住了错处,让沈柏年寻了个由头,送去了家庙。

杏儿有一次跟我说:“小姐,你现在,可算是熬出头了。”

我摇了摇头,看着窗外那一方被高墙框住的天空,说:“杏儿,这不是出头。这只是……我为自己,在这笼子里,争到了一个大一点的位置,一根粗一点的枝干,好让我能站得稳一点,不被风雨打下去罢了。”

我知道,宅斗,从来不是为了斗倒谁。而是为了活下去,并且,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用一本账,掀了沈家的天。但我也用这本账,为自己,为那些像我一样身不由己的女人,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可以喘息的天。

我们苏州的雨季,很长。但雨,总有停的时候。只要你熬得住,总能等到云开见日出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