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桂兰，今年53岁。推开主卧房门，里头堆满女儿玲玲淘汰的毛绒玩具和我的瑜伽垫。十年前，这里还是我和丈夫赵建国同床共枕的地方。如今，我独享这张大床的宁静，而他，在隔壁书房那张行军床上睡了整整十年。这不是惩罚，更像是我为自己这块早已被生活榨干的海绵，强行挤出的最后一滴喘息空间。外人嚼舌根说我心狠、夫妻不像夫妻。可有谁知道，每天晚上听着他那台“人形柴油发电机”般的鼾声入睡，生生熬出了我满头的早生华发？
十年前那场装修，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房刚装好，玲玲才五岁，半夜总被噩梦吓醒哭闹。建国翻个身嘟囔：“你去看看孩子，我明天还要早起开车。”他的鼾声下一秒就无缝衔接，震得床头柜上的水杯都在嗡嗡共鸣。我抱着哭抽抽的玲玲在冰凉的小卧室踱步，窗外路灯的光惨白地投进来。那一刻，抱着女儿滚烫的小身体，听着隔壁山呼海啸的鼾声，心里那点残存的、所谓夫妻同衾的念想，“咔嚓”一声，彻底断了。
搬进主卧的头一个月，建国觉得新鲜，嬉皮笑脸挤进来：“老婆，一个人睡多冷清？”我背对着他，身体绷得像块铁板。他那带着烟味的手指刚试探着搭上我的腰，积蓄了十年的委屈、疲惫、无人分担的孤军奋战，轰地炸了！我猛地坐起，声音哑得吓人：“赵建国！你知不知道我多久没睡过一个整觉了？玲玲发烧我抱着坐一夜的时候你在哪？你妈住院我陪床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在哪？现在你想了？晚了！”灯光下，他错愕的脸僵在那里，伸出的手讪讪地缩了回去。那晚他抱着枕头回了书房，重重的关门声砸碎了最后一点客气。
分房，竟成了救命的稻草。起初是报复般的清静，终于能一觉到天明。后来，我那十几平的卧室渐渐成了“粉色城堡”——玲玲不要的HelloKitty床单，我珍爱的绿萝摆在飘窗，床头柜堆满翻得起毛的闲书。夜里拧亮台灯，暖黄的光只罩着我一个人。这方寸之地，是我操劳半生后，唯一能名正言顺关上门、不必伺候任何人、只属于自己的“王国”。而建国那边，行军床吱呀作响，旧电脑风扇嗡嗡，是他的“男人洞穴”。
也有亲戚戳我脊梁骨，特别是婆婆。有次她登门，眼风扫过紧锁的主卧门，话里淬着冰碴儿：“桂兰，分房睡？建国可是你男人！这像什么话？外头人知道了，还以为你们夫妻不和！”我正弯腰擦茶几，那冰冷的指责顺着脊梁爬上后脑勺。我直起身，手里抹布滴着水，脸上却挤出个笑：“妈，您说得对。这不，建国夜里打鼾太吓人，呼噜声能把屋顶掀了！我心脏不好，总被吓醒，白天头晕眼花差点摔倒。分房…也是为他身体着想，怕我半夜吓出个好歹，拖累他呀。”我把“为他好”这个大帽子稳稳扣回去，婆婆张了张嘴，后面更难听的话硬生生噎在喉咙里，脸憋得通红。
直到去年，玲玲高考冲刺住校，家里陡然空了。建国痛风发作，走路一瘸一拐。有天深夜，书房传来“咚”一声闷响！我心一紧冲过去，见他摔在地上，额头青了一块，狼狈地想撑起肥胖的身体。行军床窄小的空间根本容不下他活动不利索的腿脚。四目相对，他疼得龇牙咧嘴的脸和我惊魂未定的脸，在惨白灯光下都有些滑稽的狼狈。空气凝滞了几秒。“…要不，”他嘶着气，眼神瞟向主卧方向，带着点试探，还有点丢脸的难堪，“今晚…我睡那边地板？打地铺就行。”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很轻，但确实疼了。沉默半晌，我转身去柜子里翻找被褥，丢下一句：“地上凉，床够大。”
那一晚，他没打鼾吗？不，熟悉的“柴油机”轰鸣依然在耳边炸响。但我翻出早已备好的强力耳塞，死死塞进耳朵眼儿。世界瞬间只剩下自己沉闷的心跳。黑暗中，我睁着眼，想起十年前抱着女儿在冷屋子里的自己。这十年的分房就像一道止血的绷带，强行捆住了婚姻里持续失血的伤口。如今绷带拆了，伤口还在，只是我们都学会了不再期待它能完好如初地愈合。
十年分房，外人看到的或许是冷漠的鸿沟。可只有我自己清楚，这鸿沟底下，埋着多少被鼾声碾碎的睡眠、被育儿榨干的夜晚、被婆媳指责刺痛的尊严，以及一个中年女人在婚姻夹缝里，拼死守住的那一小块“只为自己呼吸”的领地。拒绝同睡，不是拒绝了丈夫这个人，而是拒绝再把自己仅存的最后一点元气，无声无息地耗在同床异梦的消耗里。结婚证放在抽屉深处，日子像一件穿旧的毛衣，起满了毛球，不再贴身，却依然在同一屋檐下，各自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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