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都插遍了全国大多数地方，我们要坚持下去。”
哪怕身处牢狱之中，遭受敌人惨无人道的各种折磨，但她还是坚定地鼓励难友，她就是女英雄刘惜芬。
遗憾的是，这位英雄最终牺牲在了黎明的前夜，年仅25岁。
1924年的厦门，刘惜芬就出生在这儿一间漏雨的木屋里。母亲是邻村地主家的陪嫁丫鬟，生下她和姐姐后，受不了丈夫的打骂，自尽了。父亲把俩女儿丢给伯母，自己跑去南洋做工，从此没了音讯。
伯母家的日子也紧巴，刘惜芬从记事起就帮着洗衣、缝补，7、8岁就踩着小板凳烧火做饭。邻居见她瘦小，总劝伯母多给口饭，伯母却撇着嘴：“女孩子家，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还想读书？”可刘惜芬认死理，每天趴在私塾窗外听先生讲课，把字记在手心，晚上偷偷默写。
1935年，她总算靠帮人缝衣服攒的钱，读上了群惠小学。可没念几年，日军就占了厦门，学校停了课。14岁的刘惜芬跟着姐姐连夜逃到鼓浪屿，在码头帮人搬货。16岁那年，听说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招护士，她揣着攒下钱去应聘，只因为听说护士管饭，还能学门手艺。
博爱医院看着洋气，里头却分着三六九等。日本病人住朝南的病房，有专人端茶倒水；中国病人挤在走廊加床，伤口化脓了也没人管。
刘惜芬被分到了洗衣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洗床单，水冰得手开裂，还要被日本护士长骂“笨手笨脚”。可她有股倔劲，白天洗床单、倒污水，晚上就偷偷躲在护士站外，看老护士配药、包扎，记在心里。
有一回，一个中国老兵被抬进来，腿上的伤口爬满蛆虫，日本医生挥挥手：“扔到后院，别传染了日本人。”刘惜芬看着老兵疼得直哼哼，趁没人注意，偷偷拿了酒精和纱布溜到后院。老兵以为她是来赶人的，闭着眼说：“姑娘，别管我，让我死了算了。”她没说话，蹲下来轻轻给他清创，眼泪掉在老兵的伤口上。
这事被院长知道了，把她拉到办公室骂了半天：“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管日本人的事！”刘惜芬低着头，手指抠着衣角，等院长骂完，她小声说：“都是人，凭什么不管？”院长气极了，罚她不许吃饭，可第2天，她还是照样偷偷帮中国病人换药。
那时候的厦门，特务多得离谱。博爱医院里总有些穿黑褂子的人出入，拿着日本人的病历翻来翻去。刘惜芬懂点日语，偶尔听到他们说“游击队”“军火库”，就记在心里。晚上没人的时候，她把看到的病人名单、特务模样，都抄在纸条上，塞在床板缝里。
她也不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只觉得“这些事该记下来，总有人用得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厦门，鼓浪屿的人都跑到街上敲锣打鼓。刘惜芬没去凑热闹，她趁医院混乱，把库房里的日军急救箱全搬了出来，藏在鼓浪屿的山洞里。
几天后，一个穿短褂的男人找到她，递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取东西”。她没多问，带着男人去了山洞，看着他把急救箱搬上小船。
男人走的时候，在她耳边说：“以后有事，就去厦门港的伍医生诊所。”刘惜芬这才知道，自己帮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从那以后，她成了地下党的“联络员”，白天在医院当护士，晚上就把药品、纱布裹在衣服里，偷偷送到诊所。
那时候的厦门，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医院里常有病人“突然消失”。刘惜芬更小心了，每次送东西，都要绕几个巷子，确认没人跟着才进门。有回，她刚把药品交给伍医生，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伍医生让她躲进衣柜，自己去开门。
原来是特务来“检查”，翻了半天没找到东西，骂骂咧咧地走了。刘惜芬从衣柜里出来，后背全是汗，伍医生握着她的手说：“惜芬，委屈你了。”她摇摇头：“只要能帮上忙，不委屈。”
1949年5月，厦门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搜捕地下党。党组织交给刘惜芬一个“特殊任务”：扮成“摩登女郎”，打入敌人内部。她从没穿过旗袍，第一次穿上高跟鞋，走几步就崴了脚。
伍医生忍不住笑，却还是交代她：“惜芬，你得记住，现在你不是护士刘惜芬，是‘刘小姐’，是来厦门跳舞的富家女。”
她跟着画报学化妆，把头发烫成波浪卷，每天晚上去丽池舞厅。那里是国民党军官的聚集地，灯红酒绿，烟雾缭绕。她坐在吧台边，听着军官们吹牛，只要是与我党有些关联的，她都偷偷记在心里。
每天回到诊所，她都要站着默写情报，一个字都不能错。伍医生让她写在纸上，她摇摇头：“纸会留下痕迹，记在脑子里最安全。”
1949年8月，毛森当了厦门警备司令，这人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上任没多久，就签发了上百张逮捕令。街上到处贴满“格杀勿论”的布告，刘惜芬的任务更危险了，她要接近毛森的手下，摸清他们要抓的地下党名单。
那时候，党组织想把刘惜芬转移到香港，她却拒绝了：“我熟悉厦门的情况，我走了，没人能接替我。”伍医生劝她：“惜芬，这太危险了。”她却还是说：“伍医生，你忘了？我是护士，最不怕的就是‘危险’。”
1949年9月19日凌晨，厦门下起小雨，刘惜芬刚从诊所回来，正坐在煤油灯前抄药品清单。楼下传来敲门声，不重，却很急促。房东以为是巡警，刚去开门就被推倒，好几个穿黑衣服的特务冲了上来，带头的人左手有刀疤，正是毛森的副官。
刘惜芬没跑，也没喊，她把清单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了下去。特务把她的手反绑起来，套上麻袋，拖下楼。她被带到厦门看守所，关在一个狭窄牢房里，里面已经挤了好几个女犯人。
第2天开始，审讯就没停过。特务把她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她的后背，血顺着衣服流到地上。他们问：“你的上线是谁？地下党的联络点在哪里？”刘惜芬咬着牙，只说：“我是护士，我不知道什么上线。”
特务气极了，拿辣椒水灌她，她的嘴肿得像馒头，咽不下饭，昏过去好几次，每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护士。”
后来，特务用烧红的铁丝烫她的锁骨，滋滋的声音在牢房里回荡，她疼得浑身发抖，却没喊一声。看守说：“刘惜芬，你说一句，我们就放你出去。”她看着看守，慢慢说：“我出去了，你们还能活几天？”
特务搜遍了她的房间，把墙纸撕了，把枕头拆了，把床脚刨了，只找到几片针线和一张体温记录表。他们不知道，刘惜芬早就把情报记在了脑子里，把联络点的地址刻在了心里。
在牢里，刘惜芬的手肿得穿不进鞋，右手腕骨脱了位。同牢的女犯人帮她揉手，发现她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药箱毁了”。原来，她怕特务顺着药箱找到其他联络点，让对门的林阿姨帮忙把纸条传出去，那是她最后一个联络点，也是她唯一能保护的“秘密”。
1949年10月15日晚上，牢里的灯忽明忽暗，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女犯人们都跑到铁窗边听，有的哭，有的笑。刘惜芬坐在角落，慢慢把囚衣的扣子缝紧，又把藏在草席下的药瓶包好，递给身边的小姑娘：“如果我回不来，就把它埋在墙角。”
小姑娘问她：“刘姐，你怕吗？”她摇摇头，看着窗外的夜空：“不怕，你听，炮声越来越近了，天快亮了。”
那天夜里，特务突然来叫她的名字。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囚衣，对女犯人们说：“等着吧，解放军很快就会来的。”她被套上麻袋，拖出牢房，有人听见她轻轻咳了一声，像平时一样，很轻，却很坚定。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了。解放军冲进看守所，只看到空荡荡的牢房，还有墙角那个埋着药瓶的土坑。后来，村民在鸿山脚下发现了17具遗体，刘惜芬就在其中。
军管会的人在看守所的墙上，发现了刘惜芬刻的字：“药箱、林家、草地、旧铺”。根据这个线索，他们找到了那个联络点，里面的情报完好无损，还救出了几个没来得及转移的地下党员。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刘惜芬为革命烈士，她的遗骨被安葬在厦门英雄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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