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黑龙江边，一位将军在染血的羊皮卷上按下朱砂印，奕山的手指划过“瑷珲”两个字，外兴安岭以南的土地，就这样一块块没了，二十三年，土地一点点被拿走，拿走的面积，比三个欧洲还大，条约一签，地图上的墨线，就替换了原本的山河。
三百年前，康熙的龙旗在雅克萨城头飘着，沙俄的商队从西伯利亚一路过来，马背上扛着火绳枪，和清朝的刀枪还能拼一拼，可两百年后，沙俄使节再登门时，清军的火枪还是康乾年间的模样，1840年广州外海的炮响惊了天朝的梦，可朝廷上下把英军的开花弹当成了稀罕物，依旧拿鸟枪对付来复枪。
漠河以北的界碑边，中俄士兵在比装备，沙俄哥萨克的线膛炮能打到十里外，清朝绿营还在用铁炮扔实心弹，黑龙江将军调兵去守，一半人连火枪都没有，手里攥的是乾隆时候就扔掉的抬枪，枪管里铁锈比铅弹还多，一八五八年秋天，沙俄舰队开炮，清军水师拿棉被盖炮口，想着能挡住炮弹。
边境线上悄悄起了变化，沙俄移民推着木犁，跨过旧界碑，在清朝卡伦兵巡逻不到的地方开垦黑土，圣彼得堡的官僚算过账，每平方公里花三枚卢布，就能让成千上万俄国人安家落户，清朝的边防还靠着老办法，将军府的奏折里总写夷人驯顺，可越界盖房、偷猎边民的报告，早堆在案头，没人翻动。
1860年沙俄舰队又到天津，咸丰的龙袍早被英法联军烧出窟窿，他未必知道圣彼得堡正被克里米亚战争拖垮，可炮舰吓人这招总管用，清廷每次只听沙俄放两声炮就签字，史料说签《北京条约》那天，奕訢的随从见他盯着地图上的边界，低声说了一句，要是早三十年把火器改一改就好了。
西伯利亚铁路动工那年，哈尔滨的清朝驻军还在用旗子打信号，等火车跑过乌拉尔山，朝廷的驿站马还在拼命赶路送公文，这场拖了三百年的较劲，到1900年炮声一响就结束了，本该守边的旧炮，最后搁在紫禁城门口当摆设，曾经的边地小村海兰泡，门口换上了新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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