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国共内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寄望四川为最后反攻据点。
这时却传来一个让他拍案震怒的消息：范绍增竟在大竹一举带出两万人马宣布起义。
蒋介石措手不及又怒不可遏：“他从哪弄来这么多人？”
范绍增的起义为何让蒋介石如此愤怒？他的疑问又从何而来？
江湖起家
1894年，范绍增出生在四川大竹县清河镇，他不爱读书，也不愿练字，家里人头疼不已，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年少的他，已对官场无甚幻想，反而对江湖充满向往，小小年纪便与镇上的孩子结义为兄弟，混迹市井，舞刀弄棍，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
他行事虽野，却从不欺负弱小，倒是常替街坊打抱不平，因而得了个外号“哈儿”。
“哈儿”在四川话里，是调皮捣蛋、浑不吝的意思，可用在他身上，却透着三分狡黠、七分胆气。
那时候的大竹地处川东边陲，是兵匪杂处、帮会林立的要地，而在这里最有势力的，莫过于袍哥。
所谓“袍哥”，起源可追溯至清末，是四川最庞大的民间结社之一，讲义气、讲江湖、讲规矩，也讲血性。
袍哥的规矩森严，辈分分明，要入门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范绍增年仅十六，就已被推荐入袍哥，成了“香火弟子”。
他聪明伶俐，又胆大包天，很快便在会中崭露头角，他出手大方，遇事不推诿，有胆有识，讲义气也讲手腕。
一次，袍哥兄弟在外与人冲突，被当地团练扣押，眼看就要吃板子、下牢狱，范绍增二话不说带人夜闯团练营，强行救人出来。
事后，他一人揽下责任，躲入山中，硬是靠着熟人接应、化妆易容，在逃两月未被抓。
等风头一过，他若无其事地回村喝酒，反倒赢得袍哥上下的死心塌地。
辛亥革命后，各路军阀纷纷割据，范绍增敏锐地意识到，江湖上的义气虽可称雄一方，但真正决定命运的，还是手中有没有兵。
他开始主动接触地方武装，结交各方军头，1916年，他随同袍哥首领参与护国战争，因作战勇猛，被任命为营长。
不久后首领遭敌袭身亡，范绍增被推为继任者，从此正式踏入军事舞台。
范绍增没有读过兵法书，却懂得用人之道，他提拔手下看重的是“能打”、“肯跟”、“不怕死”，而不是出身门第。
这让他的队伍极具凝聚力，打仗时勇猛非常，不怕死也不怕苦，他一路从营长做起，很快升任团长、旅长，最终被杨森收编为第九混成旅旅长。
川中大小战事不断，他每次出征都带头冲锋，亲临前线，不过范绍增虽战功赫赫，但因袍哥出身、行事张扬，始终被正统军政系统排斥。
杨森对他既倚重又提防，几度试图将其调离实权位置。
范绍增表面听命，暗中则继续拉拢旧部、积蓄力量，他不信官场的承诺，更信自己的人脉与刀枪。
被削兵权
1942年的春天，范绍增接到调令：蒋介石“升任”他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不是嘉奖，而是夺权。
方才还在一线鏖战、正被嘉奖的第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一夜之间成了无兵无权的“虚衔副总司令”。
他的兵被拆得干干净净，两个师被调走，番号改编，新任军长另派，连他的参谋处也被换了人。
蒋介石要削的不是他的军，而是他的根，他在四川几十年攒下的能量、关系、江湖号令力。
可范绍增不是一般的川军将领，他并不消沉，转身踏进了重庆与上海之间的黑白两道。
在重庆，他往来于上清寺、较场口等地的茶馆、酒肆，与从川军将领到袍哥舵把子保持密切联系。
他表面与世无争，实际上像蜘蛛织网，把自己散落各地的旧部一点点拉回来。
到了上海，他和杜月笙、张啸林酒桌上一碰杯，第二天便能让整条码头的人都知道“范老爷子来了”。
他加入“益社”，成了社长，把原本松散的江湖力量整合得井井有条。
袍哥人讲究“人到场上来”，范绍增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先敲定三件事：谁能为他办事，谁需要他帮忙，谁必须保持距离。
蒋介石想不到，军权可以夺，人心却难收，范绍增这个“哈儿大爷”，没有军队也能号令千人，不在体制也能影响局势。
那段蛰伏岁月，也让范绍增彻底看清了局势，国民党高层互相倾轧，军政吏治腐朽，蒋介石对川军的猜忌愈演愈烈。
于是，他将江湖旧部悄悄召回，托旧同志设宴密会，也派心腹往川东各县联络当年的团练、保安队，像灰烬中拨动火星，让沉寂多年的力量再次聚拢。
他不急、不乱，只等一个时机，而这个时机，很快到来了。
大竹起义
1949年冬天的川东，解放军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军推进，而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蒋介石坐镇重庆，试图凭川军旧部与中央军残余做垂死挣扎。
就在他还在指挥胡宗南节节败退的残部防线时，一个让他目眦欲裂的消息突如其来：大竹起义了。
起义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军统视为“不安定因素”、早被剥夺军权的范绍增。
当蒋介石听到情报时，正在成都的一处指挥所开会，他猛地摔下文件，指着地图怒吼：“他范绍增哪来这么多人？！”
这个问题，是蒋介石真正的恐惧，范绍增起义的消息并不是“起义”本身最可怕，而是他竟然带了两万人。
要知道，蒋介石早已把范绍增的88军肢解得一干二净，他明面上一个兵都没有，连个卫士都要从机关抽调。
按理说起义也应该“光杆一身”，能拉起一两千都算不错，何况两万？可范绍增偏偏就从川东这片看似松散的土地里，“变”出了人。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自从失去兵权后，范绍增就明白，有一天，他必须靠自己重新站起来。
重庆、上海之间的十余年，他收回的不是枪，是人，是信，是那些潜伏在市井与山野的暗线。
他清楚川东的每一个乡绅、每一个团练头目，也知道袍哥组织中哪些舵把子与自己过命交情。
起义前夕，他悄然返回大竹老家，川东几十个县人心浮动、军纪涣散，国民党保安团、团防武装各自为政，许多士兵甚至连薪饷都发不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中，他派出去的人穿梭在各地，短短十日，大竹、渠县、梁平、垫江、万源等地的袍哥头目纷纷响应。
有些人带着几十号兄弟，有些带着几百，有些是整个保安队原地倒戈。
起义通电发出，范绍增骑着一匹灰色老马，腰间别着驳壳枪，身后八个支队旗帜迎风招展。
他的声音不大，却压住了整个场面：“从今往后，我们不是袍哥兄弟、不是散兵游勇，是人民的队伍。”
范绍增的精明，不仅在于他能够快速判断形式的变迁，更在于他明白，历史上的转折点并非每个人都能抓住。
蒋介石即使有再强的军队、再雄厚的资源，也无法抵挡社会大潮的推移。
正是这种对历史大势的清醒认识，让范绍增最终决定站在人民一边，站在解放大军一边，去为川东的人民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当解放军的炮火响起，范绍增没有盲目地选择抗拒，也没有抱着“我死守川东”的死志，而是看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未来和希望。
他懂得在历史的洪流面前，选择站在哪一方，决定了自己是否能够在未来的时代中保全自己，也决定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命运。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反蒋起义，也不仅仅是出于报复，而是对未来的理性判断。
范绍增，这位出身江湖的草莽英雄，走过了纷乱的岁月，也穿越了历史的长河。
在蒋介石的打压与屠刀下，他并未妥协，也未沉沦，而是在历史的拐点上，做出了最清醒的选择。
当所有人都在问“范绍增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人”时，历史的答案早已写就：他从这片山水、人心、江湖中，变出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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