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徐永昌带着国民第三军的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还有一个炮兵团，从碛口渡过黄河进了山西，驻扎在汾阳一带。这位土生土长的山西崞县将领，辗转多年后，总算带着自己的队伍回了老家。那时候的山西正站在岔路口上，掌权的阎锡山一边被北伐军拉拢，一边又受着张作霖的威逼。徐永昌这一回来，不光给阎锡山添了实打实的军事力量，还带来了一个有大战略眼光的得力帮手。阎锡山对此感激得很，甚至直说“真恨没能早点认识你”。
徐永昌能快获得阎锡山的信任，还挤进出晋军的核心圈子，绝不是碰运气。他早年从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还参与过护国讨袁运动，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出谋划策，都有真本事。但更关键的是他的为人让老阎很放心，徐永昌不搞小圈子，不贪财图利，甚至主动把自己带的第三军拿出来整编，师旅长全换成阎锡山信得过的人。
这种毫无保留的忠诚，在民国那个派系乱糟糟的军政圈子里，实在太难得。后来他和赵戴文一起，成了阎锡山的左膀右臂，在晋绥军里成了缺一不可的二号人物。
阎锡山对徐永昌的看重，从军事安排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北伐的时候，徐永昌当第三集团军右翼总指挥，不光成功收复了石家庄，还控制了京汉铁路，把奉军的退路给断了。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更是把陇海线总指挥的重任交给他。但徐永昌不是那种一门心思要打的人，他的军事想法里，总带着长远的政治考虑。
中原大战开打前，阎锡山偷偷问他对反蒋这事的看法，徐永昌直言不讳地反对：“对国家来说，刚打完仗，不能再打了；对总司令您来说，打仗也没好处。”他看得很清楚，阎锡山一旦开战，那些现在围着他说好话的人，很快就会来要粮要枪要弹药，要是满足不了，立马就会翻脸，“到时候您这‘爷爷’就得变成‘孙子’”。
徐永昌劝阎锡山，不光是算利害账，更因为他把人心看得透透的。他知道冯焕章“嘴上说得好听，表面上装得像个好人，心里头却坏得很”，而阎锡山“就适合守着自己的地盘过日子”，俩人性格和做事风格差太远，根本成不了稳固的盟友。
徐永昌早就料到，一旦仗打得胶着，老冯十有八九会临时变卦，到时候晋军就得孤立无援。可惜这番有眼光的分析，阎锡山没全听进去，最后反蒋联军还是输了中原大战，阎老西被迫出走。
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没办法，只好下野去大连躲着，徐永昌这时候却显出了难得的义气。他临危受命当了山西省主席，不光没趁机给自己拉势力，反而忙着帮阎锡山铺路，想让他早点回来。
徐永昌靠着自己在南京政府里的人脉，特别是通过魏道明和郑毓秀的关系，一点点为阎锡山重返山西扫清障碍。
就算对着蒋介石，徐永昌也不藏着掖着，替老上司辩解：“阎先生这人挺爱国，也勤俭，能深谋远虑，顶多就是委员长您的政治对手，不是叛国贼。叛国贼没法合作，但政敌是能合作的。”这种危难时候不变心的品格，连蒋介石都忍不住夸他“这人很爱国”。
可政治上的伙伴，往往会因为想法不一样而闹掰。阎锡山回山西后，对军政事务管得比以前更细，慢慢就和徐永昌有了矛盾，甚至在应对红军东征的军事会议上，俩人当众吵了起来。徐永昌觉得在山西没法施展自己的本事——军队不再听自己的，省政府主席也是个空架子，于是就动了离开的念头。他悄悄派人去南京联系蒋介石，为自己“跳槽”做准备。一九三六年，徐永昌正式辞了山西省主席的职务，转而去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和阎锡山近十年的密切合作，就这么结束了。
徐永昌的离开，不单意味着晋系集团内部没以前团结了，更照出了民国时期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复杂纠葛。后来他官做到了军令部部长，还代表中国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接受日本投降，走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
在山西和阎锡山合作的那些年，无疑是徐永昌最活跃、最能发挥才干的日子。他们俩的关系变化，既有私人之间的信任，也有现实里的政治算计；既有一起守着山西的共识，也有没法调和的理念分歧。这种复杂又微妙的关系，正是民国政治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军阀势力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跟着时势变的利益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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