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的天津看守所里，’如果需要，我愿意再多关几年。’杨肆抬头，声音淡得几乎听不见。”一句平静的请求，把在场警员惊得握紧了钢笔——眼前的“军统少将”，竟主动要求延长刑期。
那年他四十出头，头发却已花白。卷宗上记录的履历与罪名相互冲突：抗战时期破译日军密电屡立战功，却又在军统头衔下签发过上百份作业指令。纸面信息像缠绕的电报脉冲，让审讯员分不清真伪。杨肆不辩解，只说自己“欠党一份证明”。
故事要从更早的一个数字开始。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证编号“0482”的那张纸，改变了他的命运。毕业典礼后，他怀揣习题本独自走向校门。有人调侃：这位江苏淮安来的年轻人眼里只有方程，没有烟火。朋友笑，他只是微微点头——对数字，他有与生俱来的敏感。
离校一年，他被聘到广西大学讲授高等代数。课堂外，他埋头研究排列组合，用一支铅笔，凭记忆复写厚厚的密码表。恰在此时，表弟王维钧带来交通部密码检译所的招聘启事。看似偶然的邀约，让杨肆第一次碰到真正的密电。他抱着试试的心态解出试题，提交第二天即被录用。
“这个人，不用密码本就能还原全部密钥。”所长在会上点评时，语气透着难以置信。自1934年起，他连续破解日本外务省、海军省、驻华特务机关十多套编码。更厉害的是，他改进侦收天线，把重庆、南京、东京三地的电波按波段分层记录，日方外务次官行踪被他提前48小时锁定。蒋介石批条：“重点保护，尽力使用。”戴笠闻讯后四次登门，劝他加入军统，他皆以沉迷技术为由婉拒。
转折来自堂妹杨述。1937年冬夜，他随口抱怨河北前线伤亡数字异常，杨述却询问“可否把频段表借来”。原来，这位堂妹已是地下党员。她悄悄牵线，安排杨肆与李克农见面。“从今天起，密码就是刀枪；保密，就是活命。”李克农只说了两句，杨肆回家后烧掉全部私人日记。从此，截获自日舰“加贺”号、驻北平特务机关等密电，被他编号标注后分批送往延安。
1939年密码所迁重庆，办公室与军统研究处隔街相望。戴笠再度抛来橄榄枝，这次李克农示意“可以顺水推舟”。杨肆顶着巨大心理压力走进军统大门，先任技术科顾问，半年后升研究处副主任，1943年被授少将衔。表面风光，内里如履薄冰。每周三深夜，他要独自抄写一份“汇编代码表”，步行两公里交给代号“梅花”的联络员周怡。为了遮掩行迹，他还公开检举过同处技术员“工作懈怠”，让自己显得更像军统的人。
他最引以为豪的战果，是1944年5月截获日军第11方面军“川字电报”。电文只有六行，却暴露豫中防线换防计划。情报送达延安48小时后，新四军及时机动，避免数千人陷入合围。同行后来回忆：“他守着那台报机，一夜没合眼，像在下围棋。”
胜利的欢呼声刚落，又一场身份危机逼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大批潜伏人员身份相继核实，可证明杨肆党籍的周怡已因病去世，留存的介绍信在战火中焚毁。军统少将的头衔像一道铁证，把他推到被告席。1951年法院判他“反革命战犯”十年，其实，比起其他军统要员，这已算最低量刑。
1961年刑满，他得以离开徐州管理所。可北京刚刚进入特殊时期，风声愈发紧张。他心里明白，自己记下过的代码、掌握过的旧密钥，只要一个念头泄露，就可能给国家招来麻烦。于是，他走进公安局递交手写申请：“自愿继续收容改造”。值班民警先以为看错，再三确认后，还是送他进了看守所。
“我还有事要做。”他对同监室晚辈说的这句话，在档案室笔录里留下一道淡淡墨迹。没人知道，他把理论注释写在破旧作业本上，试图重建一套与现代密码学接轨的算法推导。这些草稿一直锁在所里柜子里，无人问津。
1978年春，中央有关部门重新审核隐蔽战线老档案，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份1943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奖状背后粘着杨肆亲笔注释，旁有李克农当年批示。“此人功效不下数个破译小组”。链条逐渐拼合，真相被还原。1982年，上海方面为他正式平反，恢复副教授待遇。当天，他拿到通知书，看了几秒，默默放进信封，似乎并不激动。
外界在意荣誉，他只在意数字。晚年住院期间，他用病历背面写出改进版“分段加扰”公式，护士不懂，帮他装订成册。1994年12月，他安静离世，留下的遗物里没有一枚勋章，只有三本自制密码簿。
有人感慨，那位能读懂千变万化密钥的天才，却难以替自己证明清白。其实，他的选择并非困顿，而是一种计算后的极致稳妥——放弃自由，保全机密，把个人得失压缩到零。如此偏执，又如此坚定，这正是杨肆留给时代最沉默的注脚。
2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