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14日清晨，赣江江面雾气缭绕，三辆军牌吉普车停在泰和县马家洲渡口，带队的曾山下车，望着不远处一间瓦屋，轻声对随行干部说：“人就在这里。”
木门吱呀打开，一位身形单薄的老妪迎了出来。她双手满是老茧，神情却不卑不亢。曾山快步上前，两人紧紧握手。老人哽咽：“曾主席，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曾山拍拍她臂膀，只回了四个字：“党没忘你。”
这场看似寻常的探访，引出一个被尘封的名字——黄发桂。少有人知道，眼前这位撑船、耕田、抚养三个女儿的农妇，曾是江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也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时间拨回1928年春。兴国崇贤山野花开如火，15岁的黄发桂在枪声与火光中第一次听见“农民协会”四个字。谢云龙率众暴动、分粮分地的消息震动乡里，年轻的她被“打土豪、分田地”的朴素口号点燃。
晚上，她悄悄推开农协大门，报名加入儿童团。此后，站岗放哨、贴标语、散传单，她无一缺席。黑灯瞎火的山路，她摸得比自家菜园还熟。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进驻兴国。她领着几名姐妹连夜翻山六十里，只为听一场群众大会。主席台上，毛泽东举例“打狗要有棍”，教大家“革命要靠自己”，一句句掷地有声。黄发桂后来回忆：“那天，天还没亮，我心里却亮了。”
一年后，崇贤区苏维埃成立，她被推举为妇委主任；再过一年，她进入县委，旋即调省委担任巡视员。江西省委背街牛坑塘的小院里，蔡畅手把手教她起草报告、抓典型。小山村走出的姑娘，逐渐能独当一面。
1932年盛夏，黄发桂随陈毅赴宁都。白天动员扩红、推销公债；夜里敌机轰炸，她举旗疏散群众。一发子弹击中小腿，却没让她停下。陈毅感慨：“兴国出来的女部长，骨头真硬。”
1934年初，瑞金沙洲坝红旗招展，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选委名单公布时，博古列第一，黄发桂紧随其后，全场掌声雷动。她暗记一句话：“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然而重担转瞬变为血火考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大部队北上，她留在后方主持登贤县斗争。山头被烧，弹药耗尽，她带队分组突围，最终与组织失联。为避追捕，她跳入滔滔赣江，被一位船工邓百发救起，两人结为夫妻，以撑船为生。
长达十二年的黑暗岁月里，她四处寻找党组织。1939年，老同志钟平秘密把她接走，辗转赣州、泰和、遂川继续地下工作。叛徒告密，她被捕入狱，因身份未暴露，靠乡绅担保出狱，再度隐姓埋名。
1949年，解放军南下的炮声传到赣江，她没有去省城报到，只在邻居劝说时低声解释：“红军走时，毛委员把江西交给我们，我没守住，哪还有脸开口？”
可组织并未忘记功臣。1950年，曾山给太和县政府写信寻人；得知线索后，他与陈毅再三邀请她赴沪工作。黄发桂回信自谦文化浅、子女尚幼，婉言谢绝。省里遂安排她参加土改，她又主动要求回乡做基层妇工。
探访那天，曾山临别叮嘱：“你是苏区部长，享红军待遇理所应当。”随后留下五百元春节补助。黄发桂却嘱咐女儿：“省着点用，别学会伸手。”
1981年，她罹患癌症。女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省民政厅写信，很快获批“费用全包”。住院期间，医护问她最大的心愿，她沉默良久，只说：“让年轻人记住，土地来之不易。”
出院后，她回到马家洲，依旧清茶淡饭。村里修桥，她拿出全部积蓄三百元；谁家欠学费，她让外孙送去稻谷。有人问她为何不搬去省城养老，她摆手：“船靠岸就好，好水土还在这条江。”
百岁生日那天，村口锣鼓喧天。县里送来“苏区女部长”的锦旗，老支书悄悄塞了盒点心。黄发桂笑着说：“这一生值了。”说完，她把锦旗折好，放进旧皮箱，与那枚已经褪色的苏大代表证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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