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场天大的祸事,根子就埋在一个谁都觉得“没毛病”的决定里。

一九四七年,华北的天空眼瞅着就要彻底红了。

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一个个胜利的消息从前线传来,老百姓听着都觉得这日子有奔头了。

可就在这当口,冀东军区,咱们自己个儿的地盘上,出了一件捅破天的大事。

几十个高级干部,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反倒是折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后方小村庄。

这事儿传到延安,毛主席听完汇报,桌子拍得山响,就两个字: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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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那年春天,冀察热辽分局要在林西县开个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打,怎么反攻。

冀东区家底厚,对这会也上心,派了个七十二人的代表团去参加,带队的是政治部主任李中权。

这七十二个人,说白了,就是冀东以后搞建设的顶梁柱,脑子里的东西比金子都贵。

一开始,护卫工作是妥妥的,一个精锐警卫排跟着,个个都是好手。

可偏偏就在开会的时候,前线有场硬仗,弹药跟不上了,急得火烧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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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下来,警卫排的大部分人马,立马换任务,去押送一万发子含着火药味的子弹上前线。

这命令,从军事角度看,一点儿没错。

前线等米下锅,后方再安全也得先保住锅。

可问题是,这边一抽调,代表团身边就剩下六个警卫员了。

七十多个高级干部,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走在路上,这心里能踏实吗?

军区也知道这事儿办得有点悬,赶紧想辙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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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来了骑兵三团五连,七十多号人,一人一匹马,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儿。

可李中权主任心里那块石头,非但没落地,反而悬得更高了。

他一看这连队的装备,心就凉了半截。

清一色的老套筒步枪,连一挺能“哒哒哒”扫一片的轻机枪都没有。

这火力,真要是碰上硬茬子,跟烧火棍能有多大区别?

装备不行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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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的叫穆根力,骑兵三团政治处的副主任,他领这个任务,脑子里那根弦就没绷对。

他的差事,是“保护首长”,天塌下来都得顶着。

可他呢,好像就当成了一般的行军任务,护送队伍走一程而已。

保护的人和被保护的人,从根子上就没拧成一股绳。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号,天擦黑,队伍晃晃悠悠地到了一个叫柴胡栏子村的地方。

这是一个位于内蒙古赤峰地界的小村子,偏僻,看着也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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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连串要命的失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当时的情报是这么说的:东边的赤峰城里有敌人,那是主要威胁方向;西南边呢,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安全得很。

这个情报本身没大错,可它成了制定一个灾难性宿营计划的依据。

安排是这样的:七十二个干部,基本都是文职,身上除了几把防身的小手枪,没别的家伙,全被安排住进了村子正中心。

而他们唯一的指望,那个七十多人的骑兵连,却被安排驻扎在村东头两公里外的一片空地上。

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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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在平时,骑着马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

可到了战场上,尤其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这两公里就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这部署,就等于把一群没牙的老虎关在个没门的院子里,却把猎狗拴在了院子外老远的地头上。

这叫哪门子保护?

这简直是把人往火坑里推。

如果说,这个离谱的宿营安排是把火药桶搬到了屋里,那护卫总负责人穆根力的一个举动,就是亲手把火柴给划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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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号,凌晨,天还没亮,村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穆根力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做出了一个让后人想了几十年都没想明白的决定。

他跟手下说,要去侦察地形,防备东边的敌人。

说着,他竟然带着连里绝大部分的骑兵,离开了宿营地,跑到村子北边的山头上去了。

这下可好,柴胡栏子村里的代表团,彻彻底底成了一支孤军。

唯一的护卫力量,主动跑到了一个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观察敌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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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人还在警惕着东边,做梦也想不到,死神正从他们认为最安全的西南方向,像狼群一样悄悄地摸了过来。

来的这伙人,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就是一帮刚被我们打垮的国民党十三军的散兵游勇,裹挟着当地的土匪,上千号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他们本来是逃命的,结果一头撞进了这个防备空虚、遍地是“肥肉”的柴胡栏子村。

凌晨五点,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枪声毫无征兆地响了。

那枪声,又密又急,一下子就把整个村子的宁静给撕了个粉碎。

李中权觉多,起得早,正在村西口溜达,第一个感觉到了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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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没来得及喊,敌人的子弹就跟泼水一样扫了过来。

敌人从四面八方,特别是那个被认为是“安全区”的西南山坡上,黑压压地冲下来。

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各种家伙事儿一齐开火,整个村子瞬间就成了一片火海。

村里的干部们,平时都是拿笔杆子的,这会儿也只能抄起身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当武器。

几把驳壳枪,几杆破步枪,还有几颗不知道放了多久的手榴弹。

他们依托着土墙和破屋,跟疯了一样的敌人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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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李中权,这位文职干部,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线指挥员。

他的右胳膊骨头被子弹打碎了,左肺也被打穿,血一个劲儿地往外冒,他就靠着墙,用沙哑的嗓子指挥大家抵抗。

那场仗,打得太惨烈了。

组织部长苏林燕,一个女同志,端着一支步枪就守在村口。

她枪法准,硬是凭着一个人,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

就在她第四次探出身子瞄准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胸口,人当场就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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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政委王平民,那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带着几个人想从侧面突围,腿上中了一枪。

敌人看他是个官,乌泱泱地围上来,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宣传部长冀光和财政厅长王克如,两个人被堵在了一间民房里。

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把枪砸了。

敌人围在外面喊话,让他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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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他们的,是屋里传出的骂声。

敌人气急败坏,干脆点了把火,房子很快就烧了起来。

两位部长,就在那熊熊大火里,站着走了。

村子里血流成河的时候,最让人心寒的一幕,发生在两公里外的北山山顶。

穆根力和他带的那个骑兵连,把村里的枪炮声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是代表团唯一的救兵,按理说,听到枪响的第一时间就该催马往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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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穆根力怂了。

他被山下那阵势吓破了胆。

看着敌人人山人海,火力又那么猛,他非但没下令救援,反而做了一个更可耻的决定——带着队伍继续往北山深处撤。

他还给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叫“占据有利地形,观察敌情”。

后来,一个代表团的同志浑身是血,拼死从村里冲出来,找到了他,哭着喊着求他去救人。

穆根力还在那儿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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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那么眼睁睁地听着战友们的惨叫声和枪声,慢慢地稀落下去,就是不动。

他的沉默和犹豫,就是对战友的背叛。

等他最后磨磨蹭蹭地带着人靠近村口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迎接他的,只有烧焦的房梁,满地的弹壳,和二十二具冰冷的遗体。

柴胡栏子村的悲剧,让整个解放区都震惊了。

二十二名同志牺牲,其中有五位是省地级的大干部,冀东区的领导班子差一点就给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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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损失,比打一场败仗还大。

军法处的调查很快就下来了,矛头直指那个临阵脱逃的穆根力。

最终的判决是:开除军籍,判刑五年。

在那个打仗打得缺兵少将的年代,这个判罚算是顶了天了。

这事儿过去很多年,活下来的李中权当上了南京军区空军的政委。

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句话,他反反复复地写,反反复复地说,那话里浸透了血和泪:“那天早上如果护送部队在村里,战友们就不会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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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根力服刑期满后被安排到了地方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军队。

而柴胡栏子村外那两公里的距离,成了李中权将军一生都无法跨越的距离。

参考资料:
李中权. 《李中权回忆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